“我們”和“我”都是代詞，其區(qū)別是復數(shù)與單數(shù)的不同，是集體與個人的差異，兩者原本界線分明。然而，生活中該稱“我”的地方常常用了“我們”，這非但不是誤用，反而是別有意味的修辭。

　　最近《報刊文摘》上有一篇文章，介紹兩位業(yè)績出色的年青人能力與表現(xiàn)相差無幾，在兩者選一的提職選拔時難分高下。對此，有人提到兩者工作中的用詞差異——一位每當談到部門取得的成績和榮譽時，“總是以‘我們’作主語，把集體的智慧和力量放在首位，而很謙虛地把成績和榮譽歸功于集體，從不突出自己的成績和力量”。另一位則“無論何時總是以‘我’作主語”，“處處突出個人，把自己放在顯要位置”。盡管“我們”和“我”只有一字之差，但反映出了兩種迥然不同的處世態(tài)度�！耙粋�把自我置于集體之下的人，擁有的不但是一種謙虛的胸懷，而且是一種莊重的責任，這種責任是人生的稀有礦藏，常常讓人生因此圓滿，不斷走向成功。”最終，習慣于以“我們”為主語的年青人獲得了提拔的機會。

　　然而，“我們”和“我”的使用，切不可“一刀切”。那種認為用“我們”一定比“我”更好的看法，也是不正確的。有時，敢于從“我們”中站出來的“我”更有人格的魅力。李銳在今年《炎黃春秋》第9期上發(fā)表文章，談起一個小故事：1943年，我黨曾錯誤地發(fā)動了“搶救失足者”的運動。后來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談到了“搶救運動”的錯誤。在講話中，他說：“內(nèi)戰(zhàn)時期，我就打過AB團。”(編者按：AB團是以反共為目的國民黨右派組織，成立不久就被革命群眾摧毀。后來蘇區(qū)展開了所謂肅清AB團的斗爭，這場斗爭混淆了敵我矛盾和革命隊伍內(nèi)部矛盾，使肅反擴大化，造成了嚴重后果。)顯而易見，毛澤東在此使用“我”，而非“我們”，是有為在江西打AB團一事承擔責任的用意的。經(jīng)歷了血與火的淬煉，革命者擲地有聲的沉痛擔當，舍“我”其誰？

　　“我”因為背后有了作為集體的“我們”而無所畏懼，而“我們”也因為當中包含作為個體的“我”而無比生動。

　　《報刊文摘》那篇文章說：“一個把自我置于集體之下的人，擁有的不但是一種謙遜的胸懷，而且是一種莊重的責任”。我以為，“集體之下”，應改為“集體之中”才對，才好。個人都在“集體”之下，這“集體”不就變成空洞與虛幻之物了嗎？馬克思曾經(jīng)明確指出：“只有在集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fā)展其才能的手段。”在馬克思看來，集體的存在是個人發(fā)展的“手段”而非“目的”。也就是說，“我們”的目的就是促進“我”的個人才能得到全面發(fā)展�！凹�體之下”之誤，不但誤在以為“我們”可以存在于“我”之上，更誤在把手段當成了目的。(王詩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