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遠因抄襲被新疆作協(xié)開除。據發(fā)表剽竊之作的刊物《飛天》主編說，那兩篇抄襲之作“也是推薦來的”。事發(fā)后，新疆作協(xié)常務副主席、秘書長董立勃曰，他曾大力舉薦過遙遠的作品，事后也有“被人涮了”的氣憤。據稱，該“文抄公”以此為臺階上魯迅文學院、加入中國作協(xié)，這想必也經過了新疆方面的大力舉薦——好不容易出了個西部的“艾特瑪托夫”，卻竟然是一個混混。

　　郭敬明抄襲被法院判為屬實，但郭拒不登報向作者致歉。一些“粉絲”聲稱：就是抄，我們也愛看。簡直令人啼笑皆非。非但如此，出版商看好其“金字招牌”，聘其為某少兒讀物主編。據出版商說：為刊物發(fā)行量，也認了。

　　聯系起文壇剽竊、抄襲的劣行，更早些時候，有比遙遠、郭敬明更隱蔽、更高明的主兒。如，一名當代青年才俊，曾公然剽竊他的一位摯友的文章《高爾基——斯大林集中營里最尊貴的囚徒》，更名為《高爾基是斯大林的囚徒》，發(fā)表在《清明》雜志上。當然，此公還不像上述兩人抄得那么蠢，還會偷梁換柱、移花接木、遣詞造句，把人家苦讀思索出的命題竊為己有。有人指出這是剽竊，辯者卻稱“思想怎還會剽竊”，只不過是借鑒而已——又是一個不肯認錯的“文抄公”。

　　一個人當然可以接受他人的思想，但不能說成是自己的原創(chuàng)，吹噓這是自己的思想，這是做人起碼的底線。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可以大談相對論，但如果說它的原創(chuàng)者不是愛因斯坦而是自己，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細而想之，這些人屢屢成為慣偷，實在是人品文德問題。反觀這等人的剽竊技巧，一是利用網友不能在公開出版物發(fā)表文章的空間，信手拈來，成為自已的妙諦；二是在別人公開發(fā)表的文章里，將其觀念移植過去，改頭換面，進行電腦塊操作，變換語言句式，堂而皇之據為己有。也有論者稱，剽竊分為兩種，一種是文字剽竊，一種是思想剽竊。前者是描眉畫眼、照搬照抄，后者是把別人的思想拿來當做自己的原創(chuàng)，竊取內核。更可怕的是，這些“文抄公”并沒有強烈的羞恥感，依然鉆空子、找漏洞、打“游擊戰(zhàn)”。同時，文壇抄襲、剽竊之風屢禁不止，與文學出版界置若罔聞的態(tài)度有關，與整個社會誠信缺失、道德感麻木有關，與抄襲剽竊的督察機制不完善有關。據悉，抄襲之作在各個文學期刊內都存在，只是遙遠做得太露骨了一點。有一次，小區(qū)的一水暖工人問我是干什么的，我言是“搞文學的”，水暖工不假思索道：不是說都在抄嗎？水暖工不一定了解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也不了解眾多文學創(chuàng)作者在辛苦地耕耘，只是隔岸觀火，但足以警醒文壇。

　　在社會上，假虎照、毒奶粉一類的事頻頻出現，有著誠實守信的中國人的傳統(tǒng)正在面臨著道德考驗。文學出版界也一樣：打擊假冒偽劣產品刻不容緩，清除出文壇上的三聚氰胺勢在必行。(王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