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上的貴賓是孫中山，他是應馮玉祥的邀請，北上赴京的。他的病情正在惡化之中。當時并未查明他患的是癌癥。而在半年之前，美國《紐約時報》甚至宣布，中國的革命領袖孫逸仙已經病逝。 當時北京方面對孫中山患病的情況，已經有所了解。時任北京警備司令的鹿鐘麟，奉馮玉祥的命令，去接孫中山入京。鹿鐘麟先到永定門車站，想請孫中山在那里下車，以免發(fā)生意外。鹿鐘麟回憶孫中山躺在車中，面容憔悴，病得很重。但是孫中山不同意提前下車。持續(xù)加重的肝部疼痛，使孫中山面色蠟黃。凜冽寒風中，孫中山執(zhí)意步行下車，向歡迎的人群致意。隨后，乘車來到了北京飯店。

　　在當日發(fā)表的《入京宣言》中，孫中山再次表達了他的愿望：“文此次來京，曾有宣言，非爭地位權利，乃為救國。”孫中山為什么會抱病來到北京？他從作為革命大本營的廣州，到北方軍閥盤踞的北京來，是要做什么呢？這還得從馮玉祥“北京政變”說起。 1924年10月22日的晚間，北京城在沉睡。距北京312公里的山海關外，曹錕直系軍隊和東北張作霖奉軍，猛烈交火，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正在進行。戰(zhàn)場離首都很遙遠，沒有人預料到北京城里，正在發(fā)生一場影響整個戰(zhàn)局的事變。第二天凌晨，從睡夢中醒來的北京市民驚奇地發(fā)現，滿城盡是國民軍士兵，大總統(tǒng)曹錕已經被囚禁在延慶樓。3天以后，《北京導報》發(fā)表文章，稱此次行動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杰出的一場政變”。發(fā)動這場政變的是這位高大魁梧的將軍，他的名字叫馮玉祥。他把自己的舉動稱為“首都革命”�；貛煴本┣�，他是北京政府的左翼作戰(zhàn)軍第三軍司令，受吳佩孚將軍的指揮，任務是進駐古北口。當部隊走到半途，馮玉祥乘后方空虛，揮師入京，成功占領了北京城。馮玉祥掌握北京政局以后，采取了兩個重大行動。一是于11月1日，成立了以黃郛任國務總理，王正廷等人任各部部長的攝政內閣。二是在11月5日這天，從故宮中將滿清皇室趕出宮門，并宣布廢止“清室優(yōu)待條例�！倍�在這兩個行動之前，馮玉祥即向孫中山發(fā)出了北上北京，共商全國統(tǒng)一大計的邀請。

　　此時的孫中山，正在贛南進行“北伐”。而廣州由于“商團叛亂”，革命的中心受到嚴重威脅，前景似乎意外的黯淡。這時接到馮玉祥的邀請，當然是個意外的好消息。10月27日，孫中山就發(fā)出兩封電報，表示有意北上。10月30日，他迅即返回廣州，11月1日，他正式收到了一封邀請函，到11月4日，他就把北上的意圖完全公開了。孫中山回到廣州以后，“商團叛亂”被平息下來，廣州的局勢開始恢復。而在北京，馮玉祥政變成功的當天，王正廷代表攝政內閣，赴東交民巷拜會美國駐北京代理大使，通知他將邀請孫中山、段祺瑞、張作霖等人組成一個委員會。并由該委員會召開一次以統(tǒng)一中國為目的的圓桌會議，新一屆的中國政府，也將在此基礎上產生。孫中山接到邀請后，力主北上。但他的主張，卻遭到國民黨內部一些人的反對。正是因為有這樣的擔心，國民黨內部才有人持懷疑的態(tài)度。但孫中山認為，北上是于中國大局有利的事情，個人的成敗，可不予計較。為此，他曾與蔣介石等人懇談，事情很快有了轉機。11月10日，孫中山發(fā)表《北上之意義與希望》的演講。他重申：三民主義是解決國家問題的基礎，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通過的綱領，是一個最高的目標�，F時的最低綱領必須包括:廢除帝國主義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協定。孫中山還同時呼吁召開國民會議，以謀求中國的統(tǒng)一和建設。然而，就在孫中山發(fā)表演講的同一天，張作霖、馮玉祥、段祺瑞和盧永祥等人，在天津聚首并擬議成立一個新的政府。在華中的吳佩孚直系主要軍事指揮官，也發(fā)表聯合通電，擁護段祺瑞出任臨時政府執(zhí)政。孫中山還沒有出發(fā)，北京的形勢已急轉直下。馮玉祥本是想等孫中山來北京主持大局的，但段祺瑞與直系聯合，又取得了奉系張作霖的支持，馮玉祥的意見也就不占主導了。

　　北京的局勢，在孫中山未能及時參與的情勢下，發(fā)生了很不利的變化。然而孫中山還是堅持北上，11月12日，是孫中山58歲的生日。因為他第二天就要動身，廣州的各團體組織了一次盛大的游行，孫中山向兩萬多游行群眾講話。第二天，在他啟行離開之前，各機關學校都停止辦公和上課，來向他送別。孫中山和宋慶齡，登上永豐艦，向在碼頭上的軍政官員告別。孫中山這一走，等于是永遠告別了廣州。他不知道，他只剩下4個月生命了。在他身后，都留下了什么呢？在他身后留下的，是一個已經開始強化的黨以及一批獻身于實現他理想的老同志和新人。孫中山留下的是一個既沒有控制軍權，也沒有控制財權的政府，不過基礎還是打下來了。黃埔軍校建立，黨軍開始組建。一個正在營業(yè)的中央銀行，一個現代化的城市行政管理機構，都建立了起來。關鍵是，聯俄聯共的政策，已經見到明顯的效果。

　　11月17日，孫中山抵達上海。他在上海度過了繁忙的4天。孫中山在上海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判明北方的局勢。在什么時候，什么條件之下，去天津和張作霖、馮玉祥、段祺瑞談判。11月19日，江蘇都督齊燮元在南京與一批直系督軍發(fā)布第二次通電，要求段祺瑞出任政府執(zhí)政。第二天，段祺瑞正式宣布，他將至北京就任，以便組織起一個臨時政府。并將于一個月之內，召開一次由各省代表參加的善后會議，由善后會議再產生國民會議。善后會議和孫中山倡導的國民會議，有什么不同呢？段祺瑞所宣布的政見，尤其召開善后會議的舉措，對孫中山是一個打擊。因為他先在北京開這么一個會，形式上與孫中山倡議的國民會議相同，內容也沒什么區(qū)別。那孫中山來北京再開一個類似的會，就失去意義了。所以馮玉祥要說，段祺瑞是以善后會議來與孫中山先生的國民會議相對抗，使得孫中山即使來到北京，亦無法進行其為國為民的革命方策。但是孫中山仍然堅持北上，他在上海以激烈的言詞告訴記者：他北方之行的目的，就是要推動國民會議的召開，并要消滅軍閥和帝國主義者這一對罪惡的雙胞胎，廢除不平等條約。

　　11月22日，孫中山取道日本去天津。這是他在船上同宋子文、戴季陶、李烈鈞等人的合影。他在船上發(fā)表談話說：他到北京去的目的，是要創(chuàng)造一種有利的氣氛，以便召集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國民會議。11月24日至30日，孫中山在日本神戶度過了6天時間。在此期間，他發(fā)表了許多談話和演說，以進一步宣傳他的主張。在一次為學生聽眾舉行的集會上，孫中山描述了關于新的國民會議的計劃。他鼓勵聽眾們，為了要求召集這次會議，必須用電報的形式，向政府發(fā)出連珠炮似的痛責。這是孫中山與宋慶齡在離開日本去天津時的留影。著名美國學者韋慕庭，描寫孫中山此時的情景說：“孫中山精神飽滿，這是他的聰明才智，在生命火花開始明滅閃爍之前，最后一次強大的迸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