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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6年10月，寺內正毅繼大隈重信出任日本首相，當時日本經濟正經歷著空前的戰(zhàn)時繁榮。其財政大臣勝田提出“菊分根”政策，其目的是通過貸款和投資的方式在中國建立經濟根基，并使中國殖民化。從1917年1月到1918年9月，這項政策使日本向段祺瑞政府提供了巨額的“西原借款”。

　　昔日老袁，今日小段。段祺瑞與袁世凱，脫胎于同一個政治母體。

　　在“二十一條”談判中曾經力主對日本強硬的段祺瑞，開始越來越傾向日本。從1918年的3月到5月這段時間，在得到段祺瑞的許可后，中日就《中日陸軍共同防敵協(xié)定》進行談判。根據協(xié)定，中國政府允許日本有權在北滿洲和外蒙古駐軍，允許日本使用中國的軍事地圖，為中國海軍和陸軍配備日本教官，此外日本還得到了一些其他的權力。雖然談判是在嚴加保密的狀態(tài)下進行的，但是消息還是傳了出去。

　　5月5日，中國留日學生不顧日本警察的干涉，舉行了一次集會，會上做出決議，所有留日學生5月20日集體回國。在第二天的另外一次集會上，46名中國學生被日本警察逮捕，這激起了中國學生更大的憤怒。他們返回日本，聲稱條約因其軍事性質不能公開。沒有哪個歸國而來的留學生理會這個指令。少年中國學會就是在這一時期成立的。

　　5月21日，北京許多大學，包括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北京政法專門學校等高校的2000多名學生，舉行了示威游行，抗議與日本簽訂軍事協(xié)定。上午9點，學生們聚集在新華門總統(tǒng)府的會客室前，要求會見總統(tǒng)。馮國璋派北京市長等人接見學生，勸說他們回校，但是沒有奏效。最后馮國璋會見了13個學生代表，并承諾不會做出違背中國利益的事情，學生們才開始散去。這次的學生代表，如段錫朋、許德珩等人，翌年都成了五四學生運動的領導者。

　　那時候，巴黎和會還沒有召開，但五四之幕已經開啟。舒緩的歷史河流，經歷了數年的醞釀，又一次迎來了激流勇進的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