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流齊聚追悼會

　　追悼會的發(fā)起，后來成了女高師和北京大學的共同行動，進而成為北京學界的一個公共事件。發(fā)起人名單中，有蔡元培、胡適、李大釗等知名學者，有羅家倫、康白情、張國燾、黃日葵等北大學生，也有女界名流吳弱男等。

　　當時正在北大就讀的鄧中夏，以“大壑”為筆名，為長沙《大公報》撰寫了《李超女士追悼會紀略》的報道。他在報道中說：“先前李超的為人，沒人曉得。后來死了，她的書信給她的朋友瞧見了，才驚駭起來，發(fā)起追悼會，京里一般有思想的人，更為注意�！�

　　追悼會于11月30日下午，在女高師如期舉行。會場坐得滿滿的，男女來賓千余人。會場前方擺放著李超留短發(fā)、穿學生裝的遺像，像框上方是蔡元培的手書橫幅“不可奪志”。胡適寫的《李超傳》，也在會場上散發(fā)。

　　蔡元培、蔣夢麟、陳獨秀、李大釗、胡適、梁漱溟等社會名流均到場發(fā)表演說。鄧中夏描述他們的演說是，“均淋漓盡致，全場感動，滿座惻然，無不嘆舊家庭之殘暴，表同情于奮斗之女青年�！�

　　胡適和梁漱溟等人主要著眼于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的問題。胡適譴責了女子不能繼承財產(chǎn)和有女不為有后的男尊女卑制度。梁漱溟認為，問題在于婦女的自身覺悟。他在追悼會的演講中說，“現(xiàn)在重要在怎么使婦女界感覺她們自身種種問題，有了迫切的要求，自然會尋覓路子去解決�！�

　　蔡元培、朱執(zhí)信等人則從李超之死，廣泛討論女子教育問題。為了解決女子上學的經(jīng)費問題，蔡元培提出，個人的所有財產(chǎn)都不該承襲，都要歸國家，做教育經(jīng)費，因為承襲財產(chǎn)是資產(chǎn)階級保存自己財產(chǎn)的一種方式。如果遺產(chǎn)歸公，不僅像李超這樣的人不會死，那些做苦工的窮女人，也可以受到應有的教育。他從這個角度提出了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公則。

　　到會的男女青年學生也紛紛發(fā)表演說。鄧中夏采寫的報道說，北大學生黃日葵等多人，“均極沉痛”。其中以女高師國文部的兩位女同學的演說，最為引人注目：“李女士受家庭專制之苦，如此其烈，而未向同學道過只字者，全以女士尚有兩種舊觀念未能打破，即‘家丑不能外揚’與‘以窮困為恥’之觀念是也。吾輩女青年對于舊家庭之壓迫，不可再抱家丑不外揚之陳腐觀念，宜即宣于大眾……”

　　的確，在整個事件中，李超本人是沉默的。一個遠離家鄉(xiāng)的弱女子，告貸無門，而且礙于自尊又不愿家丑外揚，貧病交加，被迫而死。但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婦女的覺醒，在風起云涌的婦女報刊中，揭露女性的不公正待遇和批判舊家庭的聲音日隆，女性在報刊上揭發(fā)家庭罪惡的文章甚至成了一種類型。

　　這次追悼會收到挽聯(lián)約千余副，其中蔡元培的挽聯(lián)是：求學者如此其難，愿在校諸君，勿辜負好機會；守錢虜害事非淺，舍生計革命，不能開新紀元。

　　追悼會從下午兩點一直開到5點，實際上成了婦女問題的演講大會。 ★

　　(本文參考了楊念群《新史學》第一卷、劉志琴《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第二卷、彭明《五四運動史》、袁偉時《告別中世紀——五四文獻選萃與解讀》、曹伯言《胡適日記全編(三)》以及相關老報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