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聽起來只是一個“堆”，其實它是古蜀國文化的重要遺存。在這次“三星堆古玉石文化研討會”上，幾位專家提出了“中華文明受到古蜀國文化關(guān)鍵影響”的論述，會議的組織者鐘鳴更是強調(diào)有必要“重寫文明史”。

　　1 三星堆最早有文字？

　　一些與會者相信，夏的開國者大禹就出自綿陽北川。他的名字和“蜀”一樣，都與“蟲”有關(guān)，古蜀王“蠶叢”的名字也說明了“蟲”曾經(jīng)是蜀人的圖騰。這樣的觀點在學術(shù)界并不罕見。如今，鐘鳴把這個觀點繼續(xù)向前推演，認為在古蜀國和中原文化的相互影響中，古蜀國處在優(yōu)勢的地位。他甚至將夏文化與古蜀文化合在一起，稱作“夏蜀文化”。

　　鐘鳴表示，“中華文明五千年”沒法避過夏的問題，但關(guān)于夏文明究竟是什么樣的，一直沒有定論，我們甚至不知道夏代的文字是什么樣的。鐘鳴表示，現(xiàn)在考古研究者還沒有發(fā)現(xiàn)夏朝的文字。他們把“寶”押在位于中原的河南偃師的二里頭遺址上，結(jié)果在這里也沒有發(fā)現(xiàn)文字。但是，他們卻在三星堆發(fā)現(xiàn)了文字，只是“文博界”始終沒有承認這一點而已。鐘鳴認為，在三星堆二號坑青銅C型人首額頭上，有個“H”符號。有些民間研究者認為，這個符號其實就是“風”姓氏的異體字，也就是“堯教化及雕題蜀越”中之雕題人的文字。所謂“雕題”，就是額頭上刻字者。鐘鳴還表示，專業(yè)考證的三星堆的時代上限比夏代早了700多年。從玉器上比較，同時期的三星堆玉器比二里頭的玉器精美多了，說中原文化影響了古蜀國，就好比1000年后的人說伊拉克的科技影響了美國一樣，是站不住腳的。

　　2 玉上自有“蝌蚪文”？

　　與會的北京大學漢語言學研究中心研究員陳保亞表示，在以殷墟為中心的中原地帶一直沒有發(fā)現(xiàn)圖畫和文字并存的前文字狀態(tài)，但在三星堆文化的玉器上卻出現(xiàn)了圖畫文字并存的前文字狀態(tài)。

　　也有學者認為三星堆的“玉石文字”受甲骨文的影響，陳保亞認為這種說法會遇到困難，因為三星堆文化的“玉石文字”還處于圖畫和文字并存階段，在形態(tài)上比甲骨文要早，或者說要原始。

　　在他看來，三星堆文化的“玉石文字”可能存在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性是，它是當?shù)孛褡逭Z言的原生記錄形式，類似現(xiàn)在的彝族的彝文、納西族的東巴文或哥巴文，一直在中原文化之外存在，直至消亡；另一種可能性是，它是甲骨文的早期形態(tài)，后來進入了夏文化，并到了商人的手中，這種方法更加成熟，出現(xiàn)了甲骨文。他指出，后一種可能性更進一步肯定了夏文化本質(zhì)上就是一種“蜀夏文化”。

　　當然，這段看起來有“循環(huán)論證”之嫌的觀點需要證據(jù)的輔佐。不過，這些證據(jù)基本上都是“民間收藏”，真?zhèn)坞y辨。

　　而鐘鳴甚至拿出了更“爆炸性”的“證據(jù)”———三星堆發(fā)現(xiàn)了“蝌蚪文”。有一種民間流傳的所謂“岣嶁碑文”(也叫禹王碑)。一些民間學者認為其上的文字就是蝌蚪文，也就是夏的官方文字。但此碑已經(jīng)湮滅，無可考證。而鐘鳴認為，在廈門陳氏所收藏的這批三星堆玉石器中，有枚高49.5厘米的璽印，就是“大禹”家族使用的璽印。

　　印的底部有四字，對照清代馬骕所編《繹史》中刊布的岣嶁碑文，筆劃頭粗尾細，委曲蜿蜒，均為標準的蝌蚪文。柱體兩側(cè)，座四面均有和蝌蚪文完全不同的書體，鐘鳴表示這是傳說中夏朝文字混合性的呈現(xiàn)。這枚璽印也并未得到學術(shù)界的承認。

　　對于“古蜀文化造就中原文字”的說法，三星堆文化的“傳統(tǒng)”研究者之一，四川省文學考古研究院研究員黃劍華表示，古蜀國文化和中原文化是相互影響的關(guān)系，中原的影響大一些。在三星堆遺址里發(fā)現(xiàn)了一些中原的青銅尊、罍等青銅器，說明了中原文化對古蜀國文化的影響。

　　當然，古蜀國對于中原文化還是有影響的，比如禹就是從西羌來到中原的；而夏商周斷代工程的負責人、清華大學教授李學勤則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反復(fù)強調(diào)：“中原文化影響三星堆文化沒有總是這是客觀事實，有很多資料你都可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