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學生張孟蘇因“低分”而與國內(nèi)大學無緣，又因“高能”而被國外大學以高額獎學金延攬的傳奇，如今卻又陷入“羅生門”的尷尬———媒體一面借張孟蘇事件猛批國內(nèi)教育制度之荒謬，一面卻在加緊追蹤張孟蘇被新加坡理工大學錄取的“真相”。追蹤的結(jié)果，不但新加坡的“理工大學”大多不算大學，甚至也沒有任何一所理工大學錄取過張孟蘇；甚而，連張孟蘇是否曾經(jīng)作出過助人為樂的舉動，也成了無從證實的懸案。至此，一場有關中外教育制度優(yōu)劣的大討論，卻淪為一道“低分門”，讓所有牽涉其中的人們尷尬無顏。

　　首先感到尷尬的，當然是若干評論家和發(fā)表他們評論的媒體�！稄埫咸K經(jīng)歷所帶來的啟示》、《中國高校能否特招張孟蘇》、《學習新加坡招生老師好榜樣》、《張孟蘇奇遇促我們反思何謂素質(zhì)》……光看這些題目，就知道對于評論家而言，張孟蘇的奇遇可謂正中下懷。因“低分”而被國內(nèi)大學拒絕，卻因“高能”、“高德”而被外國大學青睞，如此生動的典型事例，絕對是討伐中國教育制度的最佳題材。

　　不過，評論家的尷尬并非不能解套。雖然借題發(fā)揮之“題”或許為假，但所議之事卻依然為真。“低分門”事件真相漸顯之時發(fā)表的《可疑的張孟蘇事件與真實的教育弊病》，就是最典型的自辯，而且由此也道出了“低分門”事件中，中國教育的尷尬。

　　一件未經(jīng)充分證實的事件，卻成為評論界群體共同的興奮點，固然可以證明評論界的輕率，但同樣可以證實的，還有中國公眾對中國教育現(xiàn)狀的普遍不滿。對僵化的高考制度的不滿，對應試教育的質(zhì)疑，對招生腐敗的擔憂，已經(jīng)在公眾心中積郁多時，每一次敏感事件的出現(xiàn)，都會成為點燃公眾不滿情緒的導火索，使公共輿論陷入新一輪貌似理性，實則高度情緒化的“反思”。一項事關國民福祉、國家前途的事業(yè)，卻陷入被公眾高度質(zhì)疑、不滿的境地，實在是極大的尷尬。

　　不過，對于公眾的不滿，教育界并非全無回應。幾乎與張孟蘇被傳被新加坡大學錄取同時，清華大學也已做出大膽突破，以降低60分的標準，錄取“少年作家”蔣方舟。遺憾的是，這一以素質(zhì)考察為錄取標準的大膽嘗試，不但沒有得到公共輿論的理解和鼓勵，反而引發(fā)“不公”、“暗箱”等一連串質(zhì)疑和責難。在這里，公共輿論不但表現(xiàn)出對國內(nèi)外大學同一行為評價的“雙重標準”，也同時表現(xiàn)出對國內(nèi)教育制度突破的矛盾甚至分裂的心理。一方面，輿論對教育制度僵化的批評幾近深惡痛絕，而在另一方面，又對教育界的任何突破性嘗試保持著極度敏感的警惕和質(zhì)疑。呼吁打破僵化的輿論，卻在事實上不斷推高、固化著僵化的制度，也構(gòu)成公共輿論的極大尷尬。

　　當然，公眾對制度突破的嘗試保持高度警惕，確實有著足夠的心理依據(jù)。僵化尚且跑冒滴漏，松動必然管涌潰壩，是公眾基于生活經(jīng)驗而得出的擔憂。在一度盛行的“制度決定論”的影響下，公眾一度相信，只要也必須有嚴密無隙的制度防范，才能保證教育及其他一切機會的公平分配。但無論是香港大學在內(nèi)地的招生，或是真假莫辨的“低分門”事件，卻恰恰是以制度的松動、靈活為最重要的特征。而靈活的制度仍然能夠取信于民，甚至傳為美談，教育界的公信、社會的互信，就成了最重要的基礎。而恰恰在這一點上，公眾往往會給出最斬釘截鐵的回答“我不相信！”。一樁真假莫辨的招生事件，卻在中國社會引發(fā)如此熱切的關注和議論，這才是最根本的悲哀和尷尬。

　　我們特別愿意指出的是，公信的基礎是互信。每個人都批評他人不講信用時，每個人也就都失去了被他人信任的資格。因此，重建公信的呼吁，不妨就從信任他人開始，并因此而為自己贏得被他人信任的可能。比如說，我們不妨相信，清華大學降低分數(shù)錄取蔣方舟，就是一次素質(zhì)教育的巨大進步。面對如此精彩的實例，我們還有何必要去關心那個真假莫辨、莫名其妙的“新加坡理工大學”？又何至于落入如此的尷尬？(張?zhí)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