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閱讀: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文理分科降低民族整體素質(zhì)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民進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日前“炮轟”我國現(xiàn)行教育的三大“病癥”，其中之一就是“高中文理分科”，他認為：“文理分科降低了民族的整體素質(zhì)。因為過早的文理分科以后，理科的學習不再學歷史、學地理，不再和偉大的思想家對話，那么科學家的人文情懷就有問題，對中國問題、對人類問題、對民族文化的關(guān)系、環(huán)境污染問題等等就會很少關(guān)注。”

　　朱永新的“炮轟”可謂切中時弊，點出了當前我國學校教育的一個要害問題，即工具理性盛行，價值理性式微。在教育中，具體表現(xiàn)為只重視讓學生知道怎么做是有效的，不重視讓學生知道怎么做是有益的，只重視讓他們知道“成本—收益”的計算，不重視讓他們明白什么叫善惡美丑。打個比方吧：中國教育目前的做法，就相當于只重視把劍磨得鋒利，至于這把劍將掌握在誰的手里，保衛(wèi)誰，刺向誰，則不甚了了。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國教育忽視了把學生培養(yǎng)成什么樣的人的問題。

　　朱永新把中國學者與“諾貝爾獎”無緣歸因于這一病癥，引起一些網(wǎng)友不以為然。但是，如果我們把諾貝爾獎，尤其是諾貝爾獎中的自然科學部分，視為一種最高科學成就的指稱，把朱永新的焦慮理解成希望中華民族能夠為世界貢獻偉大科學家的話，我們就不難理解他的話了。因為真正偉大的科學家，比如愛因斯坦、居里夫人等，無不對人類的命運充滿了關(guān)懷，無不把造福人類作為自己從事科學研究的最大動力。我們很難想象，假如他們都是一些浮躁而且急功近利的人，只是為了金錢、地位而工作，他們又怎么能夠取得如此偉大的成就？

　　和許多人的印象或想象相反，西方反而是非常重視在教育中灌輸人文精神，把“培養(yǎng)什么樣的人”的問題看作是教育的核心，他們將其稱為“通識教育”，內(nèi)容主要是古希臘、羅馬以及文藝復興時代的經(jīng)典著作和西方歷史，目的就是要解決對西方文明的認同和西方文明的傳承問題。西方教育家認為，由于大部分學生不能升入大學，因此到了大學再進行“通識教育”就太晚了，必須在中學就開始。比如在美國的中學，“通識教育”被稱為“公民課”，除了一般的西方文明外，還非常強調(diào)美國的歷史及文化，以及美國歷史上的“偉大總統(tǒng)”等。西方通識教育的一個基本理念，就是要把科技的發(fā)展置于人文和倫理的關(guān)懷之下——這和朱永新的觀點可謂不謀而合。

　　從中國的現(xiàn)實情況看，目前困擾我們的許多社會和經(jīng)濟問題，比如人才流失、校園暴力、學術(shù)腐敗、缺乏創(chuàng)新和自己的獨立技術(shù)、缺乏自主品牌等，從根本上說，也都和中國缺少自己的通識教育，沒有把“培養(yǎng)什么樣的人”的問題放在第一位有很大關(guān)系，因為如果人們都只關(guān)心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愿意為國家民族的未來承擔責任，那自然就是有奶便是娘，甚至無所不用其極了。

　　其實，類似朱永新這樣的呼吁，以前也曾經(jīng)有人發(fā)出過，比如學者甘陽就一再呼吁要重視中國的通識教育，無奈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始終未見有關(guān)方面的回應(yīng)。教育決定著中華民族的未來。這一次朱永新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身份指出了這個問題，希望有關(guān)方面認真做出答復，也希望全社會都能積極參與到推動這一問題解決的討論中來。(郭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