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東兩會上，多位代表提出，預算既然可以向人大代表公開，那么向社會公布并沒有多大障礙。廣東省人大代表張志亞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就說，人大代表拿到的預算草案有很多處被代表提出質疑，比如，居民辦理身份證時要繳納工本費，但人大預算案中仍有身份證工本費這一項。

　　-本報記者 胡亮

　　農歷新年到來不久，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全國兩會，將在北京隆重舉行。地方兩會的提前召開，為全國兩會預熱了不少話題。其中，政府財政、房地產市場，以及日漸成潮的網絡輿情，被地方兩會的代表、委員討論最多。

　　人代會上如何“花錢”問題最熱

　　去年10月，廣州市財政局將本級財政114個部門的預算方案發(fā)布在官方網站，引發(fā)了財政預算公開的一次熱潮。今年地方兩會上，財政預算公開就成了代表委員當仁不讓的關注熱點。

　　在廣東兩會上，多位代表提出，預算既然可以向人大代表公開，那么向社會公布并沒有多大障礙。廣東省人大代表張志亞代表的是農民工群體。他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就說，人大代表拿到的預算草案有很多處被代表提出質疑，比如，居民辦理身份證時要繳納工本費，但人大預算案中仍有身份證工本費這一項。

　　面對多名人大代表的質疑，廣東省財政廳廳長劉昆答復道，目前廣東省每年的部門預算向代表公開，這是法律規(guī)定的；是否向社會公開，還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國家正在進行預算法的修訂，可能涉及預算公開的條款和內容，屆時廣東將依法執(zhí)行。

　　在廣東省兩會上，知名企業(yè)家董明珠和廣州市財政局之間就“花錢”問題甚至爆發(fā)了大爭論。董明珠質疑廣州市政府采購中心的一項競標決定，為自己所在的格力電器向省委書記汪洋鳴冤。此種交鋒使得一場關于財政預算、執(zhí)行的討論有了一個越辯越明的機會。

　　政協委員也表示了他們對“花錢”問題的關注。北京市政協委員石向陽提出，截至2008年底，北京市公交IC卡累計發(fā)放2150萬張，每張卡收取20元押金，這樣公交卡押金總額達4.3億元人民幣。他追問：這筆巨額押金去了哪里？他在自己的提案中就此提出了四點建議，并強調，北京市政府已投入了大量補貼，應避免一卡通公司動用市民押金。

　　“對花錢問題的關注，不僅體現了代表委員務實、深入的參政態(tài)度，而且體現了人大對政府財政的監(jiān)督作用，這充分展示了人大的職能和本質意義�！敝泄仓醒朦h校政法部教授林 向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分析道，財政說到底是每個公民的財權，是人大的核心工作。

　　民生問題聚焦房地產

　　2009年，中央地方兩級政府都加大了保障性住房建設。這一方面有效應對了房價過快上漲給普通居民帶來的生活困難，另一方面也使得房地產成為民生問題的不二焦點。

　　“解決上海住房的難點，不是公共租賃房和經濟適用房，這些只是時間問題。關鍵在于能否下決心，采取有效的經濟政策來遏制投資性住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在參加上�！皟蓵�”期間如此表示，措辭極為嚴厲。上海市市長韓正亦表示，“現在上海房價確實太高了”。

　　北京市有關方面則明確提出，“將遏制房價過快上漲勢頭”。兩會甫一結束，北京“地王”即因違反土地開發(fā)時限要求而被收回，可見北京調控房地產市場之決心。

　　“事實上，讓政府對房地產調控祭出重拳并不容易。要知道，土地有償使用收入占全口徑財政收入的比重，由1998年的3%上升至2008年的11%，是財政來源中上升最快的一種�！北本┐髮W政府管理學院教授肖鳴政告訴本報記者，政府調控房地產市場的態(tài)度已經非常堅定。

　　代表委員們則對保障性住房的建設和管理提出了一些頗具建設性的意見。一些委員提出，一些城市的兩限房出現無人認購的窘境，那就應該對原來的經濟適用房、限價房作出調整，轉而以廉租房為主。還有一些人大代表提出，應該關注那些剛剛畢業(yè)的大學生群體，為高學歷、高素質人才提供一些住房保障。

　　而北京、上海、廣東三地的兩會上，代表委員都對政府土地財政投向保障性住房建設的比例提出了質疑。比如2009年廣州賣地收入960多億元，卻僅安排6億元用于保障房，這項支出只占0.6%，這與國家規(guī)定的10%有著巨大差距。他們要求，人大預算案應該特別關注此項支出。

　　與房地產問題一起被廣泛關注的是城鎮(zhèn)化問題。去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提加快城鎮(zhèn)化進程，代表委員自然對此新的經濟增長點關注不少。

　　記者看到，一些政協委員警示道，城鎮(zhèn)化的進程不能是“房地產化”，而是要“產業(yè)化”；特別是大城市周邊要形成以產業(yè)作為依托的衛(wèi)星城，這樣才可以解決大量失地農民的就業(yè)問題。而“任何缺乏產業(yè)基礎的人造城鎮(zhèn)都是不可持續(xù)的”。

　　網絡輿情影響兩會議題

　　與往年簡單相比，兩會代表委員提及網絡輿情的頻次明顯增多。特別是一些政府主要首腦，紛紛用網絡聲音或事件做引子，引出深刻的民生、社會話題。比如，安徽省省長王三運就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創(chuàng)新聯系群眾方式，支持鼓勵網絡問政”。

　　“如果說以前的網絡只是推動了不少個案的解決的話，那么現在的網絡則已經成了影響政府工作的真實力量�！毙�鳴政說，上至中央政府，下至縣級機關，都已經非常注意網絡輿情的動向，甚至配備了專門人員來追蹤、處理網絡輿情。

　　人大代表則充當了網絡輿情傳達者的角色。他們通過網絡廣泛吸納民意，并借助網絡收集人民群眾的意見、建議。比如浙江省政協就聯合浙江在線等推出了“政協委員微博社區(qū)”，政協委員可以借助手機、網絡等移動終端，在專門的“社區(qū)”里與廣大網友直接對話。在南京市兩會上，甚至出現了九位網民代表，他們都是通過網絡報名產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