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從建立土地、環(huán)保等督察制度開始，中央政府似將逐漸建立自己的法律與政策執(zhí)行機構。但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機構要想有效發(fā)揮作用，就不應當把主要精力用于直接監(jiān)督地方政府，而應當在自己對民眾承擔責任的領域直接執(zhí)行自己的法律與政策

　　國土資源部和國家環(huán)�？偩衷谌舾傻胤皆O立跨省市的督察機構，不是一個短期的權宜之計，如果考察一下它的背景，及最近一段時間內中央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就會發(fā)現(xiàn)，此舉具有相當長遠的意義。它很有可能標志著過去若干年地方分權格局的結束，這對于中國未來經濟、政治等諸方面之演變，將會產生十分重要的影響。

　　中央、地方大換位

　　中國經濟呈現(xiàn)出非常明顯的周期性波動，而這種周期性與中央政府的集權和地方政府分權之間緊密相關。本輪循環(huán)始于1994年進行的分稅制變革。這項變革以扭轉中央財政在財政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為出發(fā)點，具有較明顯的財政集權特色。其后的經濟政策也具有集權性質。

　　此時，地方官員需要尋找新途徑解決本級財政收入問題。另外，本地經濟增長績效在官員考核體系中的權重明顯加大，地方政府官員為了贏得上級政府的賞識獲取升遷，就必須創(chuàng)造出好看的經濟增長業(yè)績。這推動形成了地方之間為了增長而激烈競爭的局面。地方政府官員一致地投入招商引資競爭中。為此，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法律與政策縫隙，創(chuàng)造了一系列新政策，擴展了自己在經濟事務中的支配權，從而形成了一種分權格局。

　　地方層面的這些政策創(chuàng)新推動了經濟的快速增長。但隨后不良后果也陸續(xù)暴露。政治方面的問題包括權錢交易，官員腐敗，及政府違法、違規(guī)。經濟方面，通常出現(xiàn)資源價格快速上漲，經濟顯現(xiàn)通貨膨脹風險；投資過熱也讓中央政府不能不擔心銀行信貸風險。從社會方面來看，較快的經濟增長會擴大地區(qū)差距，也擴大同一地方群體間的收入差距。近些年來，比較明顯的另一個問題就是環(huán)境污染及生態(tài)惡化。

　　于是，從2003年下半年開始，中央政府采取矯正性措施。從經濟方面看，主要是遏制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的勢頭。中央政府首先采取溫和的“微調”措施，但這種措施的效果適得其反：地方政府預期到經濟將出現(xiàn)緊縮，為了能趕上增長的末班車，反而進行最后的投資沖刺。結果，宏觀“微調”收效甚微。同時，中央為了解決社會問題、生態(tài)問題，提出了科學發(fā)展觀、以人為本等理念。但這些政策宣示還沒有改變地方官員的行為模式。

　　這種局面迫使中央政府采取更為嚴厲的治理整頓措施，即直接針對地方政府的違規(guī)行為，處理官員，并在個別行業(yè)處理企業(yè)。建立土地與環(huán)保督察體系，則是從制度方面入手，由中央政府出面直接約束地方政府的行為，以實現(xiàn)宏觀調控的目標，同時更好地平衡經濟增長與社會發(fā)展之間的關系。

　　避免怪圈

　　其實，“集權-收權”的循環(huán)并不是第一次出現(xiàn)。半個多世紀以來，在經濟增長與分權程度之間存在相當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在中央相對集權時期，經濟增長相對平緩；而在中央放權、地方自主權較大的時期，經濟增長速度通常較快。

　　原因在于，經濟活動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控制，當權力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時，中央政府否定地方政府的獨立地位，通過種種手段嚴格約束地方政府的活動。而中央政府天然地面臨著信息收集與指令傳導失真的難題，其指令很難適應地方的具體情況，這些指令很可能抑制地方的經濟與社會活力。

　　此時，中央就會尋找某種方法調動積極性，賦予地方政府以支配資源的較大權力。地方的活力帶來全國經濟的較快增長。

　　但就像過去若干年一樣，這種較快的經濟增長總是會導致較嚴重的問題。地方政府權力膨脹，對中央政府的法律、政策、政令享有較大的解釋權，并可以按照自己的利益有選擇地執(zhí)行。缺少了中央政府的約束，地方政府官員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偏好安排本地事務。為此，地方政府可能犧牲本地民眾利益，也犧牲其他地區(qū)利益。由于民眾對地方政府缺乏有效控制，所以，地方官員傾向于竭澤而漁。

　　于是，中央政府也不得不采取收權措施。但揆之以過往的經驗，這樣調整的后果也未必能讓人樂觀。

　　構建“穩(wěn)定三角”

　　因此，不管是中央集權還是地方分權，都面臨著兩難困境。這恐怕正是人們需要面對的問題：為什么會有“一統(tǒng)就死、一放就亂、一亂就收”的周期循環(huán)？為什么地方分權在帶來增長的同時，總是帶來那么多政治、社會問題？

　　問題的癥結似乎有兩點：第一，不管是中央政府集中權力，還是地方政府分權，作為一個整體的政府權力卻基本保持不變，民眾對權力較少有效控制與限制；第二，各級政府間的權力配置沒有清晰界定，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法律與政策完全借助地方政府來執(zhí)行，這樣雙方構成一種直接的非此即彼關系，當一方權力膨脹的時候，一方對其權力缺乏必要的制約。

　　由此不難看出突破周期性循環(huán)的正確的辦法：首先，經濟事務市場化，社會管理自治化，以期減少政府直接控制經濟與社會的權力。只有政府權力受到限制，在法治框架下管理社會、經濟事務，其管理活動才不至于損害民眾權利或利益。

　　在此基礎上，需厘清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權力與責任，并找到一種制度化的糾紛解決框架。每個層級政府的權力，包括財權、管制權，應當與其對民眾的責任相對稱，并且每個政府必須就自己的法律、政策直接對民眾承擔責任。也就是說，中央政府需要自己對全國民眾負責，執(zhí)行全國性法律與政策。中央政府現(xiàn)在依賴地方政府執(zhí)行這些法律與政策，結果，全國性法律與政策在實際執(zhí)行情況因地而異，民眾不能享有法律的平等保護。

　　建立土地、環(huán)保督察制度，在重構中央與地方政府關系方面做出了有意義的嘗試。中央政府似將逐漸建立自己的法律與政策執(zhí)行機構。但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機構要想有效發(fā)揮作用，就不應當把主要精力用于直接監(jiān)督地方政府，而應當在自己對民眾承擔責任的領域直接執(zhí)行自己的法律與政策。這就需要劃分中央政府派出的行政、執(zhí)法機構與地方政府管理的事項的范圍，并使其具有執(zhí)行力。

　　至于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約束，則通過執(zhí)行全國性法律、向民眾提供救濟的方式間接進行。自認為遭受地方政府侵害的民眾通過行政申訴或司法訴訟的途徑，尋求中央政府的行政或司法救濟，相關部門給予這種救濟，就可以在不與地方政府直接沖突的情況下約束地方政府。

　　這樣，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眾就構成一個“穩(wěn)定三角”。民眾通過民主途徑同時約束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中央政府通過向民眾提供救濟的方式約束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則分別就其法定職能向民眾承擔責任。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