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xié)委員、前首富張茵在兩會上強烈呼吁修改《勞動合同法》，刪除其中有關無固定期限合同的條款。她態(tài)度堅決，連續(xù)約見媒體，一再表達強硬立場。圍繞張茵剽悍的言論，擁護者和反對者云集，形成的論戰(zhàn)已呈白熱化。勞動保障部前日重聲回應：目前對該法“應是執(zhí)行而不是修改”。不止于此，工會組織也高調參與“反擊”。昨日，廣東省總工會專門召開新聞發(fā)布會，反駁張茵的主張，并邀請她公開論辯。至此，《勞動合同法》牽涉的各方代言人基本到位，論辯仍在繼續(xù)。

　　歷史地看，在兩會平臺上展開的本輪辯論是有淵源的。它延續(xù)的是華為公司裁員事件的脈絡。在《勞動合同法》實施前夕的這場風波中，由于工會有傾向性地迅速介入，并基于勞方權益向華為等企業(yè)施壓，資方真實的吁求沒有得到充分展開。而這次，憑借張茵的主動謀劃，資方對新法的最初質疑又重新聚集起來，并竭力發(fā)酵，強化了表達的范圍和程度，促使反對《勞動合同法》的輿論規(guī)模躍升至最高峰。

　　隨著越來越多的委員代表、政府部門或工團組織卷入論戰(zhàn)，新法的捍衛(wèi)者和反對者都以同樣激烈的批判來評說對方。捍衛(wèi)者認為對方誤解了法律的好意，反對者則對此不屑一顧。廣東省總工會的新聞發(fā)布會指責道：張茵等企業(yè)老板對新法的看法其實并非是“誤讀”，而是“責難”。其實，這一觀點不無道理。評估這場新的論戰(zhàn)，需要一種超脫的解讀姿態(tài)，糾纏在《勞動合同法》本身的優(yōu)劣上是不夠的。這已不是新法是否優(yōu)質的問題，而是要不要新法的問題。

　　必須要承認，張茵與她的反對者不存在辯論的共有原則，他們所秉持的立場是有落差的。所謂“誤讀論”只是捍衛(wèi)者一廂情愿的理解。相較于零散的雇工，資方所擁有的律師團足以極其精細地“肢解”《勞動合同法》，讓企業(yè)家清晰了解全部的利弊�！盁o固定期限合同”并非“鐵飯碗”，企業(yè)用工不會因實踐新法而大幅提高，投資環(huán)境和就業(yè)也不會受到影響……這些捍衛(wèi)者認為資方容易“誤讀”的主要部分，資方恐怕一清二楚。因而，對張茵們宣揚新法的利益，希望對話，試圖以此轉變他們的立場很可能是無效的。

　　張茵作為資方激進的代言人，只會根據(jù)自身的用意，假裝無視新法中有價值的東西，而執(zhí)著地“咬定”預設的目的，做最頑強的宣告和游說。對張茵們而言，《勞動合同法》并非僅是要追加勞保等支出那么簡單，新法實際上從內部切斷了張茵們調整用工格局的權力，并迫使他們向政府讓渡這一權力。《勞動合同法》意在重建(官方用語是“規(guī)范”)勞資關系，張茵們希望的則是維系原貌。對新法真正的理解加重了張茵們在這方面的擔憂，恐懼讓他們選擇除了協(xié)商之外的最后一個立場，那就是反對，反對。

　　盡管張茵反復陳述，希望將反對立場與自己企業(yè)的現(xiàn)實聯(lián)系在一起，但這絲毫不影響她背后的論說邏輯。這種邏輯寓示了新型的資方認知，亦即：企業(yè)的發(fā)展除了援引政策的扶持，在其強大之后，還需直接對立法和法律變更予以影響。如果法律環(huán)境變化，自身又不愿或不能變，那么就反過來克制法律，以反對的實力換取發(fā)展的空間。當公眾輿論的大部分焦點集中在如何勸解張茵相信新法的好處時，而張茵想到的是整個法律可被扭轉的可能。由此，不是張茵誤解了法律，而是公眾誤讀了張茵。

　　張茵并未迷路，她清楚地知曉反對立場指向哪里。勞動保障部的表態(tài)看似斷絕新法短期內修改的可能性，但從遠期看，“軟化”新法的希望依舊沒有消失。國情約束下的新法律，各省要制訂它的實施細則，更繁瑣的司法解釋也會后續(xù)出臺，司法判例指引的審判方向感等。諸如此類的可能充滿戲劇性。而在兩會這一最高等級的場域下，揚聲反對，輿論紛紜，游說選擇了最佳的“窗口期”和上乘的平臺。即使從任何一方的意愿看，各自“理想中”的《勞動合同法》都沒有取得最后的、最確鑿的勝利，但張茵們輔以剽悍的舉動，已突破了對新法的齊聲頌揚。

　　一部暗含了補償和怨恨的新法，正經受撕裂的陣痛，被朝著相反的方向拉扯：勞工于謹慎的歡呼中夾帶著猶疑，號召同人聚集法律的屋檐下，而另外的人卻因憂愁而籌劃著一場告別。哪一方都不愿主動撤退。那些不滿被論戰(zhàn)的火光所照亮，抗衡會是允諾的新開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