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政府”三大系統(tǒng)：為分裂活動提供組織保障

　　達賴集團所謂的“流亡政府”分為三大系統(tǒng)：達賴喇嘛秘書處、“噶廈政府”和“西藏人民會議”。過去數(shù)十年中雖有部分改變和調(diào)整，但其組織機構(gòu)基本框架并沒有大的改變。

　　達賴喇嘛秘書處就是舊西藏時的“譯倉”，又稱達賴喇嘛私人秘書處，或稱達賴喇嘛辦公室。舊西藏的“譯倉”隸屬噶廈并受達賴的總堪布領導，如今的“譯倉”則由達賴直接領導和指揮，是達賴集團重要的決策和權(quán)力機關(guān)，實際權(quán)力超過舊西藏“譯倉”。噶廈的重大事項必須通過“譯倉”呈報達賴喇嘛，“噶廈政府”的主要公文、政令要經(jīng)“譯倉”審核、蓋章方能生效。

　　達賴秘書處還負責處理達賴的私人事務，如為其起草講話稿，安排日�；顒�，奉命為其發(fā)表聲明、接見記者等。

　　專家指出，“噶廈”是達賴集團“流亡政府”的行政管理中樞即“內(nèi)閣”�！案翉B”之名是清朝中央政府欽定的，1959年3月28日，國務院發(fā)布命令解散“噶廈”，標志著“噶廈”從那時起即為非法組織。

　　根據(jù)“流亡藏人憲法”，“噶廈”應設8名“噶倫”，通過投票選舉產(chǎn)生，“噶倫”任期5年。幾經(jīng)改組，一些接受了西方教育的藏族青年當上了原來只有貴族才有資格擔任的“噶倫”。

　　專家介紹，達賴集團自1959年叛逃至今共組建了13屆“流亡政府”。目前有7個“噶倫”，首席“噶倫”是桑東�！傲魍稣�府”目前下設20多個部門和單位，包括內(nèi)政部、財政部、安全部、外交與新聞部、宗教與文化部、教育部、衛(wèi)生部等7個部和其他下屬單位，共有從業(yè)人員2900多人。

　　專家介紹，有充分證據(jù)表明，“3·１4”拉薩事件中，“流亡政府”首席“噶倫”桑東立即召開緊急會議，研究如何指揮藏人將“革命成果”進一步擴大，還對“安全部”、“宗教與文化部”等部門的工作進行了部署。一名被依法刑事拘留的受達賴集團派遣、煽動組織策劃“3·１4”打砸搶燒暴力事件的骨干分子交代：自2006年11月起和“流亡政府”“安全部”某官員建立了聯(lián)系，并在其授意、指使下積極從事民族分裂活動。

　　“西藏人民會議”是達賴集團為籠絡川、青、甘、滇各省藏區(qū)外逃藏人和迎合西方國家的需要而給自己披上的西方議會式“民主”外衣。

　　專家指出，“西藏人民會議”其實并非達賴集團的新把戲。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夕，聚集在印度噶倫堡的少數(shù)西藏反動上層，妄圖阻止人民解放軍進藏，在美英帝國主義的唆使之下，就曾于1949年11月8日以“西藏國民會議”的名義向聯(lián)合國發(fā)出過“呼吁書”；西藏和平解放后，少數(shù)反動分子為了破壞十七條協(xié)議，又曾多次打出過所謂“西藏人民會議”的牌子，進行了一系列的叛國陰謀活動。

　　因內(nèi)部矛盾重重，“西藏人民會議”就代表名額的分配多次進行了調(diào)整�；�本分配辦法是按照3個地區(qū)--多麥(安多)、多堆(康區(qū))、衛(wèi)藏(前后藏)，和5大教派--寧瑪、噶舉、薩迦、格魯、苯教--平均分配，自行選舉產(chǎn)生。由于達賴集團內(nèi)部爭權(quán)奪利，地區(qū)矛盾、教派矛盾以及各種派別組織的矛盾愈演愈烈，這些矛盾在“人民代表”和“人大常設會”的選舉時暴露得最為明顯和突出。1988年2月，第十屆“人民會議”在激烈的爭吵中組成，時隔僅一年，即因臺灣金錢丑聞案宣布解散。

　　“目前的‘西藏人民議會’2006年9月成立，有46名代表，43個通過選舉產(chǎn)生，另外3個由達賴任命。”四川藏學研究所專家介紹。

　　“3·１4”打砸搶燒暴力事件發(fā)生后，達賴集團于3月中旬成立了7人組成的“西藏團結(jié)委員會”，由“西藏人民議會”議長噶瑪群培擔任主席。該委員會宣稱代表“西藏中央政府”和達賴喇嘛，將直接領導各地流亡藏人及非政府組織在全球范圍內(nèi)統(tǒng)一開展活動，“西藏流亡政府”的破壞民族團結(jié)、破壞奧運會、妄圖分裂祖國的丑惡目的暴露無遺。

　　一個功能齊全的政治流亡集團

　　達賴集團還在一些國家設立所謂辦事處、代表處、聯(lián)絡處，以加強和一些支持“西藏問題”的團體、人士的聯(lián)系，尋求支持，同時繼續(xù)保持同旅居這些國家的藏胞的聯(lián)系，加強對他們的控制。這些辦事處最多時達到18個，現(xiàn)有10個辦事處和2個特別辦事處(駐美國華盛頓辦事處、駐歐洲布魯塞爾辦事處)，辦事處頭目都是達賴集團的骨干，其中華盛頓辦事處頭目是甲日·洛珠堅贊(又名甲日·洛迪)，駐布魯塞爾辦事處主任扎西旺堆曾擔任過“流亡政府”“噶倫”。

　　專家分析指出，近些年來，達賴集團的“草根外交”和院外活動頻頻得手，其駐外辦事處的職責及活動范圍有所擴大�！�3·１4”事件后短時間內(nèi)我國十多個駐外使領館遭遇海外流亡藏人抗議甚至沖擊，和這些辦事處密切相關(guān)。

　　達賴集團還以“大分散、小集中”的策略在印度、不丹等地建立藏人聚居點，以保持藏人特點；建立了藏人學校，加強“藏獨”教育，學校的學生每天要升“國旗”、唱“國歌”；克隆了“哲蚌寺”等一系列寺廟，共有約1.7萬名僧侶；辦報刊，出書籍，為“西藏獨立”制造輿論。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為將更多流亡藏人捆在“西藏獨立”的戰(zhàn)車上，達賴集團借鑒或仿照國內(nèi)外的各種社團組織形式，把青年、婦女等組織起來，并特別加以扶持，以增強分裂活動的力量，“西藏青年大會”“西藏婦女協(xié)會”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噶廈”將這兩個組織列入財政預算，定期給予經(jīng)濟補助。近年來，“藏青會”羽翼逐漸豐滿，其勢力滲透到達賴集團各個領域，上至“噶廈”“噶倫”及其各個部門--已經(jīng)控制了達賴集團“噶廈”及其主要部門，下至各藏人聚居區(qū)的大權(quán)，乃至達賴喇嘛秘書處，絕大多數(shù)均為其骨干所掌握，“噶廈”政府各級官員和辦事人員中有80%系“藏青會”現(xiàn)任和曾任成員，“藏青會”糾集流亡藏人鬧事，勾結(jié)國際上各種反華勢力，煽動“西藏獨立”，實施“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成為鼓吹和圖謀“西藏獨立”最頑固、最激烈、最猖獗的組織�！安厍鄷�”也深受達賴器重，每屆代表大會達賴都要親臨并講話，為之打氣。

　　專家指出，從構(gòu)架上看，達賴集團建立了一個功能齊全的政治流亡集團。40多年來，尤其是近年來，流亡分子苦心經(jīng)營，以一個反華的弱者形象出現(xiàn)在國際舞臺，通過歪曲事實，傳播謠言，污蔑中國在西藏侵犯人權(quán)，騙得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

　　達賴成為政教合一的“國家元首”

　　立法機構(gòu)“西藏人民代表會議”、行政機構(gòu)“噶廈”、司法機構(gòu)“最高法院”……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副總干事畢華研究員指出，雖然達賴集團“流亡政府”仿照西方國家三權(quán)分立形式設置了機構(gòu)，但其“西藏流亡政府”的頂端仍然是達賴喇嘛，其“政教合一”的實質(zhì)沒有改變。

　　她說，對人類社會發(fā)展歷史稍微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所謂神權(quán)、君權(quán)、民權(quán)代表著人類社會發(fā)展進步的不同階段。在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下，達賴喇嘛是神權(quán)統(tǒng)治的代表，“流亡政府”“憲法”將他作為最高政教領袖，表明在“政教合一”框架下的“流亡政府”，表面上實行的是所謂“民主政治”“三權(quán)分立”，事實上具有濃厚的宗教和封建色彩。

　　“一個由宗教轉(zhuǎn)世產(chǎn)生、代表著神權(quán)統(tǒng)治的喇嘛，被推崇為民權(quán)的代表、民主的斗士，這還不滑稽嗎？”她說。

　　專家指出，在達賴集團中，不論是“西藏人民代表會議”及其議長，還是“噶廈”及其“噶倫”，都必須聽命于、從屬于達賴，達賴既是“神王”又是“君王”，擁有對“噶廈”和“人民會議”的一切決議和官員任命的最后決定權(quán)。達賴還有權(quán)決定停止、延期或提前召開“西藏人民代表會議”�！啊�流亡藏人憲法’賦予達賴喇嘛控制和主宰政教的一切最高權(quán)力，正是‘西藏自古形成的政教合一的傳統(tǒng)’制度的特征�！�

　　達賴自己是宗教人士，又是行政上的“國家元首”。堅持“西藏完全獨立”的達賴大哥當才·土登諾布和弟弟阿里·丹增曲杰也都是活佛，在達賴集團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在歷屆“西藏流亡政府”中，也都有多名僧人擔任重要職務，目前這一屆“流亡政府”首席“噶倫”桑東就是活佛，分管宗教和文化部的“噶倫”桑東·洛桑丹增也是僧人。

　　“這不是‘政教合一’，是什么？”專家指出。

　　四川藏學研究所專家指出，達賴集團的“流亡政府”是現(xiàn)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制度外衣與中世紀“政教合一”體制內(nèi)核的矛盾混合體。

　　達賴集團創(chuàng)立的《獨立》雜志1995年秋季號在封面上刊載了一幅漫畫《西藏民主的現(xiàn)狀》，畫了一個亭子，亭蓋標有“民主”字樣，由“立法”“執(zhí)法”和“司法”三根柱子支撐�！傲⒎ā敝�柱撐頂不接地，“司法”之柱立地不接頂，僅有“執(zhí)法”一根柱子立地撐頂。雜志同時發(fā)表的社論說：“我們西藏流亡政府目前的政府體制中的檢查和制衡體系不起作用”，“一切工作只為了取悅達賴喇嘛，這是哪家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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