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在中共黨史上，這曾是一段神秘的日子。事實上，“四五事件”的平反、“兩個凡是”的糾正、中國未來航向等大是大非的問題，都是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解決的，而十一屆三中全會只是將中央工作會議的成果加以確認

　　★ 本刊記者/李楊 楊中旭

　　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的胡丹接到通知，作為會議工作人員，參加即將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這是1978年深秋的一天。

　　胡丹隨手揣上20斤糧票和一些現金，去京西賓館參會。按當時的慣例，會議工作人員要自己交納會議期間的伙食費。胡丹至今清楚地記得，每天伙食費5毛，糧票1斤�！罢l知，會議開了整整36天，我不得不中途回家取糧票。”胡丹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說。

　　胡丹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從1978年11月10日一直開到12月15日，會期原定20天，后來延長到36天。一個會開這么長，這在中共歷史上是非常罕見的。3天后，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幕，為期5天。

　　絕大部分記錄中國改革的書，都濃墨重彩記述十一屆三中全會，而對于三中全會以前的準備會議——中央工作會議，花費的筆墨卻不多。這兩個會到底是什么關系？

　　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公報》一開頭就專門寫了一個自然段，只有一句話：“在全會前，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為全會做了充分的準備�！�

　　于光遠當時是國務院研究室負責人，從頭至尾親歷了這兩個會。他在《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一書中，對《公報》的這句話作了這樣一番解讀：“三中全會要確定的路線方針任務等，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都已經提了出來，并且有了解決問題的主張。對錯誤觀點如‘兩個凡是’已經進行了嚴肅的批評，而當時黨中央的主要領導人華國鋒在會上承認自己犯有錯誤，承擔了責任。改善中央領導機構的名單也已經準備好了，在中央工作會議到會者中取得共識�！�

　　可見，一切問題是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解決的，而三中全會只是將工作會議的成果加以確認而已。

　　怎能心平氣順討論經濟工作？

　　坐落于北京西長安街上的京西賓館，隸屬于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一座不對外的內部賓館。賓館建成后，中共中央全會如果在北京召開的話，幾乎都在這里舉行。因此，京西賓館有“最安全的賓館”和“會場之冠”之稱。中央工作會議及十一屆三中全會，就在這里舉行。

　　11月10日，中央工作會議開幕，一切似乎沒有什么不同。毛澤東和華國鋒的標準像，懸掛在主席臺的上方。會議期間，很多與會者晚上還饒有興致地去觀看主辦者為大家放映的內部電影。

　　黨政軍各部門、各群眾團體的主要負責人共219人，接到了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對于參會人員，于光遠有兩點評價：一是規(guī)模不小、規(guī)格不低，夠得上一個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水平。二是會議參加者的成分不錯。從參加者的成員來看，大多數是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同志。

　　華國鋒在開幕講話中為會議確定了三項議題：一、討論如何進一步貫徹執(zhí)行以農業(yè)為基礎的方針，盡快把農業(yè)生產搞上去；二、商定1979年和1980年兩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三、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接著，華國鋒提出，在討論這些問題之前，先討論一個問題，就是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華國鋒慢條斯理地講了一個多小時，其間三次離稿講話。他講了很多經濟建設問題，講了國內經濟形勢和國際的有利條件，還講了要善于利用這種形勢，吸收國外資金和技術。華國鋒還批評了領導干部的官僚主義作風，以及機關存在的同現代化建設不相適應的問題。他舉了一個例子，說上海申請進口一套設備居然要蓋18個大印。他還說，我國經濟工作中“笑話很多”，特別批評我們不重視市場競爭。

　　坐在臺下的于光遠全程聽了華的講話。于光遠事后評價說，對于華的講話，“大家——包括我在內——是比較滿意的�！薄叭A國鋒的確是一個熱心建設的人，情況掌握得不錯，思想也開放。粉碎‘四人幫’后他的確想好好地干出一點名堂來�！�

　　但同時，與會者也注意到，華國鋒在講話中沒有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還在堅持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和“抓綱治國”的十一大路線。

　　其實，出席會議的很多人是擁護工作重點轉移的。然而，當時許多重大是非問題沒有厘清，成千上萬件冤案尚未平反，“兩個凡是”還壓在人們頭上，與會者怎能心平氣順地討論重點轉移和經濟工作？

　　陳云捅破“窗戶紙”

　　剛剛開始分組討論，以擅長經濟工作而聞名的老資格領導人陳云，就在東北組作了一個爆炸性發(fā)言。

　　11月12日，陳云在東北組的發(fā)言中提出了6個問題：一、薄一波等61個叛徒案，他們出“反省院”是中央決定的，不是叛徒。二、1937年和1940年，中央組織部相繼作出決定，就是從反省院出來履行過出獄手續(xù)但后來繼續(xù)干革命的同志，經審查可以恢復黨籍。陳云提出，這些同志不是叛徒，應該恢復黨籍。三、陶鑄、王鶴壽等同志現在或者被定為叛徒，或者留著一個“尾巴”，應重新復查。四、彭德懷同志對黨的貢獻很大，他的骨灰應該放到八寶山革命公墓。五、中央應當肯定“天安門事件”。六、康生的錯誤很嚴重，應當給予批評。

　　陳云的發(fā)言，可謂“十年不鳴，一鳴驚人”。倘若從1962年算起，陳云已經保持沉默14年了，除了1977年3月，他為了支持鄧小平復出，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一次書面發(fā)言，但那次的發(fā)言沒有在大會簡報上登出。這次，陳云的發(fā)言終于在大會簡報上登出，使全體出席者都知道他在東北組扔出的這6顆“重磅炸彈”。

　　其實，一些老干部對陳云“放炮”并不感到意外。中央工作會議之前，他們已就一些問題有過溝通。

　　張愛萍之子張勝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了一個鮮為人知的內情。張勝的弟弟張品，當時是王震的秘書。工作會議前，王震曾委托張品，就“61個叛徒”問題征求了張愛萍的意見。

　　當時的中國有一個特殊現象，就是干部子弟經常充當老干部之間的聯絡員。張勝說，張品是一個，葉劍英的侄子葉選基、兒子葉選寧，以及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都是當時十分活躍的“聯絡員”。

　　葉選基也向《中國新聞周刊》證實，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后，陳云、耿飚、王震、王諍等老同志有過串聯。葉選基和這些老同志的子女們有著密切的聯系，并擔負著通告消息的任務。葉選基說，串聯的中心議題是“鄧小平復出”和“天安門事件平反”兩個主題。

　　然而這時，華國鋒已經很難讓會議按著他的軌道運行了。華國鋒在陳云發(fā)言后的第二天，要求轉入農業(yè)問題的討論�？墒�，各組在討論時，紛紛對陳云的講話作出強烈回應，從而把要求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呼聲推向高潮。

　　萬里、王首道、康克清積極支持陳云的發(fā)言，要求迅速解決這6個問題；胡耀邦發(fā)言要求把文化大革命中遺留的大是大非問題搞清楚；蕭克發(fā)言要求為“二月逆流”平反；楊得志提出要為武漢“7·20”事件徹底平反；陳丕顯提出，上�！耙辉嘛L暴”的問題要搞清楚；胡喬木就“少宣傳個人，不搞新的個人崇拜”提出了建議。

　　這些在黨內享有很高聲望的老革命家，接二連三地發(fā)出重炮，把“凡是派”轟得暈頭轉向。

　　《炎黃春秋》副社長楊繼繩給中央工作會議總結了一個特點，那就是會上一邊討論，會外一邊行動。11月15日，中共北京市委給“天安門事件”平反；同一天，《人民日報》發(fā)表《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社論，社會上感到一種“解凍”的氣氛；緊跟著，南京群眾紀念周恩來而引發(fā)的類似北京天安門事件的“南京事件”也宣布平反；吳晗的歷史劇《海瑞罷官》也宣布平反。

　　此時，華國鋒只有對“天安門事件”等做出明確表態(tài)后，才有可能引導會議進入經濟問題的討論。11月25日，華國鋒宣布了9條決定：1.關于“天安門事件”，他承認“問題解決得還不徹底，還沒有為天安門事件的性質平反”，并且代表中央宣布，“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眾運動，應該為天安門事件公開徹底平反”；2.承認“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錯誤的”，撤銷有關的全部中央文件；3.為“二月逆流”平反；4.為薄一波等61人平反；5.彭德懷的骨灰放到八寶山革命公墓；6.為陶鑄平反；7.為楊尚昆平反；8.對康生、謝富治進行揭發(fā)批判；9.“文革”中的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由各地實事求是妥善處理。

　　于光遠認為，華國鋒的態(tài)度值得肯定。他說，華國鋒“對大家提出的問題，一個也沒有回避，態(tài)度誠懇”。“我參加過不少會議，但幾乎沒有見過黨的最高領導人能夠這樣聽取大家的意見，問題解決得如此徹底明確�！�

　　批評中央副主席

　　華國鋒雖然在會上宣布了對包括“天安門事件”在內的幾個歷史遺留問題的處理決定，但沒有提到“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問題。

　　什么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在中國幾十年的政治生活中，都把毛澤東的話作為最高標準。判斷一切事情的是非，都看是否符合毛澤東的意圖。在上世紀70年代末，這一點似乎已經成為不可動搖的準則。“兩個凡是”把這條準則強調到至高無上的地步。然而，中國要進步，就必須打破這個新的“本本主義”。這條“破冰船”就是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

　　從1978年5月《光明日報》發(fā)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到11月中央工作會議召開，真理標準討論在全國開展得轟轟烈烈。真理標準討論的提出者、發(fā)動者、組織者，以及提出和堅持“兩個凡是”、反對真理標準討論的主要人物都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因此，會議開幕不久，許多人就在分組會的發(fā)言中講到這場討論。11月25日，華國鋒宣布9條決定后，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更加熱烈。

　　11月26日，胡喬木在東北組發(fā)言，希望華國鋒在會議結束時講一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算是對會議做的結論。他說，真理標準問題本來是一個理論問題，但也是政治問題。

　　于是，華國鋒關于會議議程的安排又一次受到影響。代表們紛紛提出，大會暫不討論經濟問題，應該先討論思想路線問題。這么一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一下子成了大會的中心議題。

　　就在胡喬木發(fā)言的同一天，時任衛(wèi)生部部長的江一真在西北組發(fā)言時，指名道姓地批評了身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東興。

　　關于這件事，于光遠后來有過詳細回憶——

　　“25日大會開過，當天晚上，我到江一真的房間，同他商量應否指名道姓地批汪東興。我們認為汪東興在粉碎‘四人幫’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要講‘兩個凡是’的提法和對它的堅持，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抵制，對平反‘天安門事件’和鄧小平出來領導我們黨和國家工作的阻撓，對解決‘文革’中的冤假錯案和康生問題的消極態(tài)度等等，汪東興欠的賬就很多很多……不把他的名字點出來，許多事情就講不透徹，許多問題就說不明白�！�

　　不過，于光遠他們也有顧慮。畢竟，這是在一個規(guī)模相當大的會議上公開批評中央副主席。他們也想過，最好請示領導，得到同意后再這樣做。但又覺得不便這樣做，因此就決心自己擔當這個責任。

　　于是，26日，江一真在會上發(fā)言批評了汪東興。隨后，楊西光、于光遠也批評了汪東興堅持“兩個凡是”、阻撓鄧小平復出、壓制真理標準討論。

　　江一真披露了汪東興在1976年12月說：“鄧小平的那兩下子，不是試過了嗎？就是不行嘛！”楊西光也披露了汪東興一系列講話的具體內容。比如，1978年5月17日，汪東興講話說：“理論問題要慎重，特別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等文章，我們都沒有看過。黨內外議論紛紛，實際上是把矛頭指向主席思想。我們黨報不能這樣干。這是哪個中央的意見？”

　　他們的發(fā)言在會議《簡報》上登出后，其他各組也有人公開批評汪東興。胡績偉就是其中一個。胡當時是《人民日報》總編輯，他對事情發(fā)生的經過很了解，所舉材料更為具體。在他發(fā)言之后，批評這位副主席的人更多了。

　　擔任會議簡報工作的胡丹回憶，華國鋒當時讓大家敞開講話，簡報該登就登。胡丹說，最長的一份簡報42頁，整個會議出了400多份簡報，放在地上有一米多高。

　　為讓大家打消顧慮、暢所欲言，服務員一律不讓進入會議室。以往都是由服務員給大家倒水，這次會議，主辦者給每個會議室準備了兩個暖水瓶，與會者自己倒水。胡丹記得，秘書也不讓聽會，都站在會議室外面的樓道里。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于光遠他們事先擔憂的事情并沒有發(fā)生，他們沒有因為批評了中央副主席而受到指責。

　　華國鋒承認“兩個凡是”錯了

　　12月13日，華國鋒在閉幕式上的講話中承認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汪東興也在這一天做了書面檢討。

　　華國鋒說，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所講的關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擁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論，都必須制止”，這些話講得絕對了。

　　他還說，1977年2月7日中央“兩報一刊”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中，也講了“凡是毛主席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兩個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絕對，更為不妥。

　　華國鋒承認，“兩個凡是”在不同程度上束縛了大家的思想，當時對這兩句話考慮得不夠全面，現在看來，不提“兩個凡是”就好了。

　　此外，華國鋒還講了一個集體領導的問題。他說，希望今后各地區(qū)各單位向中央作請示報告的時候，文件的抬頭不要寫華主席、黨中央，只寫黨中央就可以了。中央黨政軍機關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辦理，也不要提英明領袖，稱同志好。

　　于光遠說，對華國鋒的這個講話，會議出席者基本上是滿意的。他“承擔了‘兩個凡是’的責任。一個在黨內擔任最高領導職務的人，能夠做到這一點是不容易的。”“就我所知，這樣的事似乎沒有，至少是很少�！�

　　這時，中共的“第一提琴手”，名義上雖然還是華國鋒，但實際上已經是鄧小平。

　　12月13日，鄧小平在閉幕式上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鄧小平的這個講話，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文獻。《鄧小平文選》收入這篇講話時作了這樣一個注釋：“鄧小平同志的這個講話實際上是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關于鄧小平這一重要講話是如何起草的，目前有兩種不同的說法。

　　一種說法是根據當時擔任胡喬木秘書的朱佳木在《回憶胡喬木》一書中的回憶。朱佳木寫道：“在工作會議開始不久，小平同志曾邀喬木同志幫助他準備了一個講話稿。但由于會議形勢的發(fā)展變化，這個講話稿已顯得不適用了。因此，在會議進入后期時，小平同志又把喬木等同志找去談他的講話稿……”

　　鄧小平向起草小組以及胡喬木講述了講話稿的中心思想。起草小組根據鄧小平的談話，寫出了講話稿，交給胡喬木修改。朱佳木回憶道：“由于小平同志對講話的內容交代得十分詳盡，所以，講話稿很快寫了出來，并交到了喬木同志手里�！�

　　經過胡喬木修改后，鄧小平審閱后又作了修改。朱佳木說：“小平同志再一次把喬木等同志找去，認為稿子基本上可以了，還需要加工，并講了具體的修改意見。12月13日，也就是工作會議閉幕的那天，下午四點小平同志就要講話了，午飯后，喬木同志還在對講話稿進行最后的文字上的潤色，直到下午兩點才脫手�！�

　　鄧小平的“宣言書”

　　而于光遠的回憶提供了另一種說法。

　　于光遠說，會議議程過了一多半的時候，胡耀邦找他談為鄧小平起草在閉幕會上講話的事情。12月2日，他和胡耀邦一起到鄧小平家里談起草講話稿的問題。鄧小平自己寫了一個講話稿的提綱。

　　于光遠至今還保留著這份提綱。那是鄧小平用鉛筆寫在16開的白紙上的，一共3頁，近500字。由于年深日久，紙面已微微發(fā)黃。

　　中央黨校教授韓鋼在《百年潮》上撰文記述了于光遠的回憶——

　　“最初請另外的同志起草了一個稿子，小平看了不滿意。他就自己親擬了這份提綱，召集胡耀邦、于光遠等來談起草講話稿的問題。小平同志按照這個提綱，談了講話稿所要寫的幾個部分的問題，對需要闡明的思想觀點、方針政策都一一做了交代，講得很具體。光遠同志清楚地記得，講話稿的題目也是小平同志提出的�！�

　　“當時，胡耀邦是中央組織部部長，于光遠是國務院研究室負責人之一，都是中央工作會議上十分活躍的人物。小平同志將提綱交給他們，指示他們負責重新起草稿子。”

　　鄧小平的這個講話，在今天讀起來仍然振聾發(fā)聵。

　　講話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他說：“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fā)，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第二個問題是“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他說，“當前這個時期內，特別需要強調民主……現在敢出來講話的還是少數先進分子。我們這次會議先進分子多一點，但就全黨、全國來看，許多人還是不那么敢講話�！薄霸邳h內和人民內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壓制、打擊手段�！薄耙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彼�特別強調：“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鄧小平這個講話真正付諸實施的是關于經濟的部分。他認為，“我國的經濟管理體制權力過于集中，應該有計劃地大膽下放”，“當前最迫切的是擴大廠礦企業(yè)和生產隊的自主權”，這就是中國上世紀80年代初期改革的指導思想。

　　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但并沒散會。與會者繼續(xù)分組討論了兩天，會議到15日才結束。

　　3天后，12月18日，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從此，中國從1957年下半年以來長達21年的“左”的陰影中走出來，拉開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歷史巨幕。

　　(張蔚然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