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3日晚，云南省蒙自縣公安局民警吉忠春，酒后駕駛私家車到某小區(qū)找朋友辦事，與住戶潘某發(fā)生爭吵，并且有肢體接觸，隨后吉拔出手槍連開3槍，致潘死亡。目前肇事民警已經被刑拘，但蒙自縣公安局相關負責人表示：吉忠春的行為只代表他個人，所以公安機關不可能拿出錢來對死者家屬進行“民事賠償”，以后可能從人道主義出發(fā)，給家屬一點慰問金；家屬需要通過法律渠道，打“民事”官司來維護自己的權益(2月16日《新京報》)。

　　我覺得如果不是記者的誤記，那就是相關責任人的口誤——公安部門是想說，這是吉的個人行為，公安機關不會進行“國家賠償”(而不是“民事賠償”)。警察因為小糾紛就開槍殺人，這已經駭人聽聞；公安拒絕做出賠償，恐怕更會引來輿論洶洶。但這種說法又有其“法律依據”。

　　新聞報道中有云南律師提出，依據《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死者家屬可以直接向吉忠春所屬公安機關提出國家賠償的請求。該條例14條規(guī)定：警察違法使用武器，造成不應有的人員傷亡、財產損失，由該人民警察所屬機關依照《國家賠償法》的有關規(guī)定給予賠償。

　　但問題出在這里——《國家賠償法》規(guī)定，國家賠償僅適用于，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違法行使職權”侵犯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造成的損害；如果不是在“違法行使職權”時侵犯當事人利益，那就不適用國家賠償。在最高院公布的案例評析中也強調，國家賠償必須具備四個要件之一是——“國家侵權行為必須是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行使職權的行為。不是行使職權的行為，國家不負賠償責任”。顯然，吉在下班時間酒后駕車，因為倒車的小糾紛開槍殺人，顯然這并不是在“執(zhí)行職務行為”，也就確實不適用“國家賠償制度”。

　　記得某一年國家司法考試里有道題就是：某女子與別人口角，后找來當警察的丈夫“出頭”，警察二話不說拔槍打死了對方，問：公安部門是否要國家賠償？這是根據轟動一時的2000年霸州警察殺人案編寫的題目——答案是：不用賠，理由同上。

　　報道中一個讓人玩味的事實是，死者家屬對公安機關公布的案情表示不滿，否認死者生前“毆打”過肇事警察，顯然這是有原因的——穿著警服的警察在下班的時候，由于個人糾紛，被打了往往會被定性為“襲警”，甚至被辦成“妨害公務”的刑事案件；而警察在下班時候，拿著公安局按公務原則配發(fā)的槍支殺人，倒是“個人行為”，不適用國家賠償。這構成了第一重法治悖論。

　　槍械具有高度危險性，國家機關應承擔更大的責任——但警察違反規(guī)定，酒后開槍殺人，國家不用賠償；而換成更常見的另一種情況：小工偷開工廠的車子，出去闖了禍，廠子倒是要擔責的。這構成了第二重法治悖論。

　　可見目前“國家賠償”狹隘的適用范圍，已經嚴重背離普通人對于公平、公正的認識，也損害了普通人對于政府機關的信任。

　　令人欣慰的消息是，最近人大正在審議《國家賠償法》修正案，在賠償范圍、賠償標準上都將有相應的改變，我們期待法律的進步。

　　其實，不適用上述的“國家賠償”責任，不代表公安部門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死者家屬可以狀告公安機關管理槍枝存在“疏忽”，構成侵權責任，要求賠償。但這個侵權訴訟的難度遠大于“國家賠償”，并不利于保護受害者。(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