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賴伯成功地救下了跳橋者陳富超，賴伯的行為屬于見義勇為嗎？追究了跳橋者陳富超的刑事責任，能夠遏制住“跳橋秀”嗎？“為什么一個很沉重的社會問題變成了‘秀’呢？”

　　昨日上午，來自社會各界的代表做客本報，就海珠橋跳橋事件和“推人阿伯”的行為進行座談，并發(fā)表了不同的看法。大家關注的焦點不再局限于爭論孰是孰非，而是提出該如何探索出合適的途徑，來解決不斷上演的“跳橋”事件對公共利益的影響。

　　嚴懲跳橋者并不能

　　解決背后的社會問題

　　“追究跳橋者的刑事責任，甚至送他去勞教，(跳橋)這個問題解決了嗎？”來自易春秋律師事務所的王旭陽律師認為，從法律上講，跳橋這種行為，并沒有構成犯罪行為，不能將堵橋、堵車歸罪于跳橋者，“你可以不去圍觀啊”。

　　王旭陽說，跳橋者大多都是利益訴求得不得滿足，得不到正常途徑解決時，才會去跳橋，如果不能解決其背后的社會矛盾，海珠橋跳橋的人還是會出現(xiàn)。

　　中山大學法學院博士生陳頎也反對對類似的跳橋者實行勞動教養(yǎng)的處罰，不僅殘酷而且無效。對跳橋者給予嚴厲的處罰措施，并不能解決跳橋這個問題，更應該努力解決其代表的社會問題，否則執(zhí)法部門做太多也是治標不治本。

　　某咨詢公司的職員陳奇認為，跳橋是公民正常表達機制，這次事件在提倡寬容的同時，也提醒大家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在她看來，推人老伯頗有游俠之風，不過這樣的人有熱心腸但同時也可能無視正常的法紀，這一行為不值得鼓勵人去效仿。

　　她說，如果沒有阿伯把人推下橋，很可能這次跳橋秀也會湮沒在其他的跳橋秀中，因此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解決在其后面的深層次的問題。這樣，才能真正杜絕跳橋秀的屢屢上演。

　　賴伯并不是執(zhí)法人員

　　無權上橋不應該介入

　　假如賴伯成功地救下了陳富超，陳富超落地時毫發(fā)無損，對賴伯的評價是否會改變呢，是否可以認定為見義勇為行為呢？

　　廣州市見義勇為基金會秘書長劉繼生說，即使陳富超無事，賴伯的行為也是不值得提倡的，也不可以認定為見義勇為。

　　劉繼生說，當跳橋者影響了公共利益之后，公安、消防等執(zhí)法部門已經(jīng)介入，心理專家、談判專家也在開展工作，在現(xiàn)場，只有執(zhí)法人員才有權利去處置，賴伯本人不是專業(yè)的人員，其動作可能是危險性的動作，是無權上去的，是不應該介入的。

　　跳橋者考驗民眾寬容度

　　可提前緩解其心理壓力

　　中山大學政務學院教授岳經(jīng)綸說，跳橋者對公共利益帶來影響，也在考驗社會對此的寬容度。老伯的做法是典型的不寬容，跳橋者表達意見影響人們上班，老伯要為市民做點事情，把人推下去，以為是在做對市民有利的事。

　　在岳經(jīng)綸看來，執(zhí)法部門有辦事程序，老伯可能認為按程序不是最有效的解決問題的辦法，不太容忍這種表達意見的方式。

　　岳經(jīng)綸認為，現(xiàn)在需要思考的是怎樣能設計出更有效的解決個人利益表達的途徑，這需要更多社會組織的參與，他們雖然不一定能解決實際問題，但可以緩解當事人的心理壓力，讓他們看到希望，不用動不動就想到跳樓跳橋。

　　中山大學法學院博士陳頎贊成對跳橋秀者寬容，但問題是怎么寬容。廣州近來十幾次的跳海珠橋，對市民生活造成很大的影響。公民有表達自己意見的自由和權利，甚至以跳橋秀這種擾亂公共秩序的極端形式，但是相關市民也有正常通行的權利。

　　“你有你的權利，我有我的權利，當兩個權利發(fā)生沖突時，不能說哪個權利重要。”他認為，受損市民有權提交相關證據(jù)對跳橋者提起賠償訴訟，或者推舉代表提起公益民事訴訟，這是受損市民的合法權利。然而市民的合法權利僅限于民事手段，而不是用暴力手段損害跳橋者人身健康。

　　不過，陳頎認為，根據(jù)老伯的陳述，推人老伯應屬過失傷害更合理些，而不是涉嫌刑事責任，因為他看到下面有氣墊，以為氣墊不會讓人受到嚴重的傷害。(文/本報記者李棟、徐靜、劉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