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13日的廣東省政府參事決策咨詢會上，省政府參事曾添貴建議，凡進入珠三角就業(yè)的外省農民工必須具有高中或中專以上學歷，逐步把低素質勞動力邊緣化。針對大學生就業(yè)難，曾添貴建議省里出臺幾條剛性措施，作為臨時措施，可參照上世紀80年代“誰家的孩子誰家抱”，黨政機關、事業(yè)單位對本單位職工子女中的大專畢業(yè)生，優(yōu)先作臨時合同工安置。(《南方都市報》7月15日)

　　曾參事曾任省司法廳副廳長、巡視員，雖屬半退休狀態(tài)，卻依然就一些熱點難點建言獻策，這種心系民生、為政府排憂解難的精神令人感佩。可他這次的高見卻讓筆者無法茍同，且不說他通過提高城市準入門檻將低素質外來人員，尤其是不具備高中以上文化水準的農民工阻擋在廣州城外的建議了無新意，就是專門針對大學生就業(yè)提出的“誰家的孩子誰家抱”的建議，依我看既是一種人員就業(yè)安置的根本倒退，也是不折不扣的餿主意。

　　我們雖歷經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但著名社會學家陸學藝主持調研后得出的一個結論依然令人驚詫不已，即權力的“代際轉移”和貧困的“代際轉移”現(xiàn)象。前者以黨政機關的官員與子女世襲現(xiàn)象、大學里近親繁殖現(xiàn)象的普遍為特征，后者則直接表現(xiàn)為來自社會底層民眾的子女向上流動的空間非常狹窄，中下層民眾通過奮斗實現(xiàn)向上流動、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與通道被阻礙，社會最基本的公平與正義受到危害。

　　曾高參的主意餿就餿在，黨政機關本來就人浮于事、機關重疊、效率低下，多年來始終無法走出越精簡越膨脹的怪圈(僅在廣州，市委書記、市長就為黨政機關的工作作風和工作效率的低下而隔三差五大光其火)。如果采用曾高參的高見，優(yōu)先把黨政機關內部子女安排當臨時工和合同工，不僅會加劇上述諸多弊端，而且，敞開安排的直接惡果之一就是請神容易送神難——大家都是有來頭的主兒，一旦進來了，誰還能把他調走？

　　為安置這些內部子女，必然會增設更多機構，只能導致黨政機關公權尋租的進一步泛濫。至于無緣躋身黨政機關、事業(yè)單位這個世襲小圈子的非內部子女，則只能哪兒涼快哪兒呆著去。這與計劃經濟年代安排就業(yè)時內部子女優(yōu)先，沒關系沒路子的只能靠拉關系走后門甚至動用“炸藥包”去架橋鋪路有何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