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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商漢

　　又有七個無辜的中國靈魂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溘然逝去。這一場無由的大火再一次燒出了社會對于漂泊海外的同胞的擔憂。他們只是近年來在海外隕于天災人禍的國人之一分子，也許當我們走進那些遠走他鄉(xiāng)的學子、那些長期身處海外的外交官的生活中間，我們才能感受到比烈火更肆虐的危機。于是有的時候，我們會覺得，對于生命的最崇高的信仰在中國的對外交往中有多么珍貴。

　　很久以來，中國人對于生命的概念一直缺乏自己的主張。人們都知道，自己的生命和家人的安危，是一個家庭所有信念的來源和支柱。但是以家致國，國人的生命，尤其在孤懸海外的時候，往往會湮沒在浩如煙海的巨細事務中間，只有當這一切成為災難，才從那些斑駁的籬墻或是廢墟后面，抬出太多的追悔和眼淚。在那些“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的日子里，人們對于遠行總是懷著莫名的恐懼，其本身往往就是生命信仰的缺失和傳統觀念本身的疏漏。

　　其實究其本源，我們不難發(fā)現，在中國的歷史上，往往很難找到人本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價值觀影子。一將功成萬骨枯這樣的“豪言壯語”充斥了史冊的每一個夾縫。只有在今天我們開始張揚個人的權益和價值時，我們才發(fā)現，其實關于生命的價值還有其他的版本�；蛟S人本主義和民粹主義本身并不適合這樣一個正處在良性轉型過程中的社會，但是它們所體現的“個人權益至上”、“一個都不能少”的原則，卻能更好地適應我們今天的中國外交和他們所服務的這個國家。

　　天賦人權，于世界各國亦然。盡管在各個地方人們對于人權的理解有不盡相同之處，但是同樣的是生命存在的意義。這也就是為什么莫斯科大火初起，就看到了中國外交官的身影；這也就是為什么大火之后，傳出了來自中南海的關切之聲；這也就是為什么，今天我們要倡導一種尊重生命的哲學，自上而下，將成為體制和決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國人不怕犧牲，也從來敢于犧牲。這不但是血與火錘煉的精神，更是東方社會尊嚴高于生命的身份證。這作為文化傳統無可厚非，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它作為外交哲學也永遠正確。當我們的同胞孤懸危境，當我們的外交精英身陷危機，他們所需要的，不是簡單的犧牲或者是簡單的放棄。他們需要的是最高價值的保存，是生命哲學的權衡和反思。有的時候，我們需要一事一思，重新衡量進退。

　　許多人都感到，在今天全球的大國外交哲學中，美國以及其所代表的西方社會，把外交人員和僑民的安全，放到了無與倫比的首要位置。世界上從來就不存在彼命貴而此命賤的笑談，生命原本就沒有貴賤之分，只是在今天，我們更需要學會一種對于生命的最高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