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我希望將來像康德與歌德那樣偉大的德國人，不僅時常會被人紀念，而且也會在公共生活里，在人民的心坎里，以及通過對他們所矢忠的偉大原則的實際遵奉，而永遠受到尊重。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不回德國的聲明》(1933年3月10日，美國帕薩迪納)
文/王康
在愛因斯坦發(fā)表這則聲明兩個月后，柏林大學成千上萬名大學生在菩提樹下大街開始焚燒康德、歌德、弗洛伊德、茨威格、紀德、普魯斯特、托馬斯·曼和愛因斯坦本人的著作。新上任的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博士在灰燼的余焰中聲稱：這火光不僅意味著一個舊時代的結束，這火光還照亮了一個新時代。
以希特勒、戈培爾、希姆萊為首的德國納粹確實開辟了一個新時代。在他們那些令人眼花繚亂的浩大進軍背后，從焚書堆到焚尸爐之間，僅是一步之遙。
1946年，83歲高齡的德國史學大家梅尼克發(fā)表了《德國的浩劫》。作為一個摯愛祖國歷史文化的知識分子，梅尼克對異族的占領深感沉痛，而對納粹黨徒強加給德國的墮落和恥辱更加厭惡。第三帝國曾使全體德國人“淪于內部的異族統(tǒng)治之下，它之鉗制人們的靈魂，要比外來的異族統(tǒng)治強烈得多，它們可以以謊言欺騙和弄虛作假，投我們之所好而把它自己扮成偉大的民族成就的代理人�！彼穯柕溃阂粋�民族即使征服全世界，卻喪失了自己的靈魂，又有什么意義呢？
我們的精神病痛曾經遠甚于德國。
我們迎頭撞上的20世紀，正是中國精神年表空前紊亂，無數精神先驅在東方式的焚書暴行中“遺恨塞乾坤”的時代。引領風騷、宰制天下的除了異常強悍而陌生的物化力量，還有一整套來自異族的新世界觀、國家觀和歷史觀；50年代，在新政權最需要常識和理性以建設新國家時，卻有近百萬知識專才遭到公開踐踏。
不到10年后，幾乎全體中國的性靈良知又一齊跌入文革的深淵。在那場史無前例的文明浩劫之后，中國在時間上中斷了向自身偉大傳統(tǒng)請教、在空間上與西方主流文明對話的正道，坎陷于四顧蒼茫、一無憑藉的精神荒原。在精神和道德上對自己的歷史、傳統(tǒng)、文化和精神可能造成的損害，莫此為甚。
經歷了“反右”、“文革”的中國，其精神坎陷之深，絕不是一次改姓易號式的政治審判所能填補，更不是一場以權力和金錢的神圣聯盟為主軸的經濟爆發(fā)可以超逾的。
與德國不同，中國的“封建法西斯”沒有力量、也沒有那份狂妄向人類文明直接進行軍事挑戰(zhàn)，從而因為戰(zhàn)敗而被勝利者強行剜去其精神上的毒瘤。中國的浩劫必須由中國人自己去承受，去消解；橫逆而來長達數十年的精神迫害和心靈創(chuàng)痛只能由中國知識分子自己去隱忍，去凈化。
這是一件幾乎超自然超人力的艱難使命，其無奈、寂寥、英勇和微茫，古今中外未為有也！
熊十力曾在無限孤獨的暮年作一世哀嘆：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樓面壁，忽逢十祀。絕無向學之青年，后顧茫�！戳钊绱�，這位中國現代新儒家最富原創(chuàng)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望于未來：吾國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獨立，學術獨立，精神獨立……游乎廣天博地之間，將為世界文化開出新生命。
中國現代精神先賢祠中的曠世才子和悲劇英雄陳寅恪，雖早已深味“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這一絕世悲情，但他仍然生死堅稱：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fā)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依然生死堅信：中國自今以后，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思想，其結局當亦等于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于歇絕者。華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后漸衰微，終必復振。
世紀之交，中國最后的蓋世通才和道德君子錢鐘書與當年熊十力、陳寅恪一樣，寂寞而通達地撒手塵寰。雖然迭經磨難，留給我們的依然是澄明的心跡和赤誠的期盼。錢鐘書拒絕一切來自官方和世俗的祭悼，因為早已相信：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另一位“一直做著中國文藝復興之夢”的中國學者曾反復寄語國人：“十多億人民，如果自己不能立，又誰能立之？這是非得繼承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最本源、最精華的東西不能為功的。我們如果能依靠中國傳統(tǒng)，結合當代學術，求得一點真知，使中國十多億人民能在道德上卓然自立，那就可以說已經給東方文化爭了氣了，也就可以說給這個道德普遍低落的世界做了很大的貢獻，而給東西文化的融合共進打下了一個結實的基礎了�！�
他們承擔和表達的，早已不再是個人的恩怨榮辱，而是一個偉大而苦難的民族三千年的托命，一百五十年的夙愿，這種托命和夙愿很可能是一個行將崩潰的世界的方舟。他們念茲在茲、生死與之的一切，正是中國人走出精神坎陷，自我救贖、自作主宰必經的荊棘之途。
(作者為重慶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