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選擇的城市化

　　這一切，使得渝東北地區(qū)的勞動力轉移更有緊迫性。鐘瑤奇說，城市化的目標分為幾個層次，首先是讓農民將工業(yè)當作主要的收入來源，然后是要讓這種收入結構穩(wěn)定下來，農民打工獲得的收入是穩(wěn)定的，可預期的，并足以支付脫離土地后的生活。

　　第一個目標在大部分農村已經成為了現(xiàn)實，經過上世紀90年代初的民工潮開始，大部分家庭已經完成了從農村到城市簡單的勞動力遷徙，“打工收入大概占家庭收入的70%。”劉代榮說。

　　十幾年的城鄉(xiāng)結合，給農村也帶來了很多新鮮玩意：比如“小丑”——一只城市里的寵物狗，劉代榮的兒子兒媳從昆明坐火車帶回來的，怕被人發(fā)現(xiàn)，一路用棉被捂著。劉代榮說，剛回來的時候白凈漂亮，現(xiàn)在則像它的名字：小丑八怪——毛色灰黑，眼角糊滿眼屎，尾巴只剩幾撮稀疏的毛發(fā)，活像蘇武牧羊時的使節(jié)。這些寵物狗曾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現(xiàn)在卻因為愛叫，又不輕易咬人，逐漸成為土狗的替代品。

　　城市的腳步正在逼近這些偏遠的山村：山城啤酒、大瓶雪碧、蒙牛牛奶，走在田埂路上也搖曳生姿的高筒靴，“桃花朵朵開”的彩鈴。但和城市的關系似乎就到此為止了。政府設想的城市化是和諧和普世的，而市場十幾年的選擇卻是功利和無情的。

　　胡道珍曾經去溫州打過工，但是由于左耳聽力不好被辭退了。李巨平是村里最年輕，也是最有經濟實力的，上世紀90年代曾經在深圳做建筑工人，有小孩之后就回到了村里。

　　市場主導的勞動力轉移有太多的標準來篩選他們：年齡大的不行，身體不夠強壯不行，想攜帶自家老小一并入城也不行。生病，工傷，都不行�！斑M城是需要經濟實力的�！崩罹奁秸f。

　　進入城市的極限

　　2006年，劍閣樓村的朱時華辦了“自謀”——政府大力動員辦理的移民方式，帶著妻子和兒子來到了開縣。“自謀”，當?shù)厝艘卜Q為“買斷”。它的貨幣補償最高，代價是放棄土地，進城自謀生活。這是一個極大的冒險。據(jù)李巨平介紹，整個劍閣樓村6組，80多戶人家，辦“自謀”的不過8家。

　　“自謀”算是對農民在城市生活能力的一個驗證。在政府的勞動力轉移方略中，青壯年是首要轉移目標�！叭绻�這些人都不能在城市里生活下來，其他人更不用想了。”鐘瑤奇說。

　　30多歲的朱時華放棄了在劍閣樓村的土地，換得了17000/人的移民補償和一本移民城鎮(zhèn)戶口。2006年承諾的6萬塊補償款，2007年4月才到手。開縣的房價已經從去年的400～500/平方米上漲到1150～1200/平方米。朱時華和姐姐一家在開縣新城合租一套毛坯房，租金3500元/年。偌大的客廳里，只有一個小電視和一張木板，下面用兩張凳子撐著當桌子。沒有衣柜，衣物都卷成一卷，擱在床鋪的擋板上。

　　移民時承諾的孩子上學減免費用，目前尚沒有兌現(xiàn)。城市居民該有的福利——低保、醫(yī)療福利，他們都沒得到，也不知道從何去了解。他們還保留著鄉(xiāng)村里口口相傳的習俗，在和樓下居民聊天時聽說，“農轉非”的移民不會有這些城市福利。

　　朱時華靠開“摩的”維持一家生活。每天早上5點半就出門，等在網吧門前，拉那些通宵上網的城里孩子�？蛷d的角落堆著幾個紅薯，是鄉(xiāng)下親戚捎來的。城市里的物價漲得讓人心驚，他們經常得回村里親戚的地里摘點新鮮菜吃。

　　朱時華說，像他這樣生活的自謀移民還多得很，很多住在中吉社區(qū)。從一個沒有什么家底的農民轉為城市居民的生活總顯得有些青黃不接和沒有方向。

　　在開縣新城的各角落，都可以看到農民進城后在拆遷的廢墟中討生活。在舊城的大橋邊，一個“農轉非”的移民在割橋墩里裸露的鋼筋，這是開縣城里比較熱門的散工。需要的工具很簡單，一把大錘，一把細長的鋼鋸。先用大錘敲碎包裹鋼筋的混凝土，再用鋼鋸一點一點割。他說自己半天能割下兩根鋼筋，一天能割3斤，大約能掙十幾塊錢。

　　“我在城里能買房子，但是我不會進城�！崩罹奁秸f。

　　這就是渝東北230萬農村人口轉移任務的瓶頸：在工業(yè)鏈末端討活的打工者，還在城市和農村間搖擺，無力完成二元結構下進入城市的最后一躍；徹底農轉非的，正面臨陷入城市貧民的困境；而年邁的，不適合在土地上勞作的群體，卻完全放棄了進入城市的可能。

　　而從重慶市政府方面，卻剛剛開始一個選100個精壯勞動力進城的試點。

　　云陽縣農業(yè)局副局長謝世國告訴本刊記者，云陽和重慶九龍坡區(qū)計劃今年實施一個幫助農民進入城市的“安居工程”：由云陽縣挑選100個精壯勞動力到九龍坡區(qū)打工，九龍坡區(qū)負責提供廉價住房，社會保險等基本福利。方案仍在計劃之中，而且如何將100個精壯勞動力進入城市安居，普及到230萬農村人口上，“難度很大，現(xiàn)在還沒有一個具體的方案。”謝世國說。

　　在永安八組和劍閣樓村，村民們甚至還不知道政府的轉移勞動力政策，而他們就是這個政策的對象。生活仍在繼續(xù)，只是，在城市化的目標指引下，生活充滿著不確定性：劉代榮不確定兒子和兒媳在昆明的小飯館難以為繼時，家里是否有足夠的土地給他們生活；胡道珍不確定家里的房子一旦被移動的山體摧垮后，自己是該去河那邊的新城市還是另一個有土地的異鄉(xiāng)；朱時華不確定自己是否要像那些回流的移民一樣，重新回到劍閣樓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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