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記者在（上海）市檔案館，翻開編號為B134—9—1613的“上海市紡織工業(yè)局勞動處一九九四年二月”報告《堅持配套改革 大力精減人員》：“1988年，全局職工55.16萬人，為歷史最高點�！�

　　1989年之前，局各企業(yè)也無一虧損，效益占全上海工業(yè)的半壁江山。

　　但是1992年，這個落后的、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yè)，終于必須“瘦身”。時任紡織局黨委書記的朱匡宇，在如今人大辦公室拿出自著《第二次創(chuàng)業(yè)》，正文第1頁寫道：“擁有55萬職工的上海紡織工業(yè)1992年實現利稅下降到13億元，喪失了上海經濟的龍頭地位”。時任紡織局局長的姜光裕電話里脫口而出：“1992年起，我不得不向市領導爭取每年職工提前退休的‘特殊額度’�！�

　　當時全局“不出效益”的職工“累計88573人”，占總數約五分之一。

　　后來1998年的“紡織砸錠”舉世聞名，但若“人”沒走，這“錠”怎么砸？

　　1991年，上海喊出“壯士斷臂”。

　　1992年，紡織開始“第二次創(chuàng)業(yè)”。

　　1993年，光這一年就精減了“6.5萬余人”，而過去五年總共才“實減10.34萬人”，可需要完成的任務是“38萬”。

　　1994年10月6日，“紡織局召開再就業(yè)工程懇談會”，市有關領導出席；10月7日，紡織“勞動力置換分公司”宣布成立，專門安置“富余職工”。時任分公司管委會副主任的嚴惠君特地找出當年筆記：“懇談會說了困難，記者聽后都哭了，市領導也說‘要流淚了’，要求‘沒有政策要創(chuàng)造政策’�！焙芸�，六部門“意見”下發(fā)，鼓勵各企業(yè)“吸納”。

　　可是，當時來招工的，“不是開電梯就是掃垃圾”。

　　有份材料總結當時紡織富余人員“五個特點”，列有“年齡偏大”，“女性比例高，大多為‘老三屆’”，“技術通用性弱，離開紡織別無專長”等。

　　關鍵在社會觀念如何突破。

　　就在這個時候，“空嫂”橫空出世。

　　二

　　在時任上航副總經理的范鴻喜記憶中，“一次‘回娘家’座談會”，紡織局請本系統出去的干部回來一起為紡織調整出主意，“朱匡宇、姜光裕講得眼淚也出來了�！痹跁r任紡織局副局長的肖義家記憶中，有一次“市婦聯同志約紡織方面與上航方面在上航碰頭，商量上航招紡織女工”。

　　據“空嫂”一事的組織推動者們回憶，上航招空嫂的成功，重要的是三方合力。

　　其一，紡織局正當面臨改革，“無情調整，有情操作”，安排好過去為紡織做出貢獻、今天為紡織改革做出犧牲的姐妹，是紡織局應盡的責任。

　　其二，上航正好擴大拓展，本身需要招人。

　　其三，市婦聯當時把“圍繞產業(yè)結構調整，提高婦女素質，解決好下崗婦女再就業(yè)”，作為維護婦女合法權益的一項重要工作。

　　自然就一拍即合。

　　就在那段時間里，大家都想到一塊去了——范鴻喜稱座談會的觸動讓他想到“國外也有空爺爺空奶奶”，當時的市婦聯主任章博華也是想到出訪坐飛機時的同樣見聞。正如時任上航董事長的賀彭年所說：“做任何事都要天時地利人和，天時是我們正好要招人，地利是大家都在上海，人和就是我們大家都了解，都是干實事的�！惫餐�的責任，共同的情懷，讓思維不謀而合。

　　就在那段時間里，都能想到一塊去——范鴻喜說，時任上航總經理的孫仲理，也對這件事非常支持。而當婦聯找到紡織局，針對“38萬人要轉崗招十幾個人有什么用？”朱匡宇只用了“兩句話統一思想”：第一，雖然只招十幾個人，但如果社會各行各業(yè)都像上航這樣伸出援手，何愁不成？第二，紡織女工連天上的航空服務崗位都能上，哪個行當不能做？

　　都是為了同胞姐妹——上航設法請來民航總局飛行標準司一位處長，又特意安排市婦聯主任章博華她們來鼎力相助，為姐妹們爭取突破“招空姐的年齡限制”，一直說到“最后把對方講感動了”。章博華也至今記得，“當時出訪剛剛回來，是在田林老干部局�！�

　　都是為了同胞姐妹——當時解放日報、文匯報等滬上諸多媒體關注報道下崗姐妹的困難。時任市婦聯綜合部副部長的李漢琳難忘：“1994年11月初有次在上航開‘巾幗建功’現場會，我把新民晚報記者宋錚介紹給孫仲理他們，當時就說到招空嫂這件事。”是年11月6日，新民晚報頭版頭條刊登《民航能不能招空嫂》。宋錚回憶說，這是媒體報道民航能否招空嫂的“第一篇”，“當時冒了一定的風險。”范鴻喜至今“感謝”：“一石激起千層浪，報道起了‘正作用’。如果沒有這篇報道推動，總局的‘特批’肯定不會這么快�！�

　　畢竟，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突破空姐年齡限制。1994年12月初，上航正式宣布招空嫂。一時萬頭攢動。

　　三

　　三個月后的歡送儀式，“整場都哭了”。

　　《上海紡織經濟專訊》第605期記載：1995年“3月8日上午局在新三樓會場舉行 ‘熱烈歡送首批紡織職工加盟上海航空事業(yè)’的儀式”。

　　姜光裕的記憶是：“當時主要是聽到女工發(fā)言，說今天我是紡織的女兒，明天我是上航的媳婦，做女兒要做好，做媳婦也要做好。后來18個人又說‘大家起立，向領導致敬’。我一下感動了，感情上真的有點像女兒出嫁一樣，又高興又難過。電視臺鏡頭對著我，我哭了，18個人哭了，來的人哭了，整場都哭了……”

　　直到去年記者在一次講座上，仍然見朱匡宇話說當年一時哽咽。

　　還有份檔案顯示：1995年4月20日上午，當時一位國家領導人在上海開座談會，說“我在電視上看到了你們宣傳空嫂的報道”，并問：“空嫂的效應如何？”在聽朱匡宇“介紹上海紡織‘再就業(yè)工程’與結構調整同步，做到‘無情調整，有情操作’”之后，肯定道：“你們做了一件大好事，是一大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