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嘉賓：

　　毛壽龍(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劉 春(中央黨校研究生院副院長、教授)

　　喬新生(中南財經(jīng)政法大學教授)

　　陳雄飛(司法部副研究員)

　　問責制是政治文明建設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建設責任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的一個重要途徑

　　主持人：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一些官員因重大責任事故被“問責”，有人形象地稱2008年為“問責年”。怎樣看待問責制在我國民主政治進程中的作用和意義？

　　毛壽龍：自2003年以來，行政問責廣泛地應用于公共行政領域，這顯示出中央致力于建立“責任政府”的堅定決心。在中央的強力推動下，不少地方政府相繼出臺了問責制度，強化了官員的責任意識。從近年實施的情況看，問責制確實達到了推進責任政府建設、促使掌握公共權力的官員忠實履行職責的目的。

　　陳雄飛：如果從我國政治文明建設的進程來看，問責制度可以看做是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建設責任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的一個重要途徑。行政問責在我國自啟動以來，無論對促進我國經(jīng)濟發(fā)展、民主政治和社會進步，還是對重塑政府責任和形象都具有積極的作用和深遠的意義。我國行政問責制的實施導致一批官員被追究責任，此舉贏得了社會各界的一致肯定，民眾拍手稱快。

　　另外，從制度設計和目前各地行政問責的實踐經(jīng)驗看，這一制度不僅有利于避免行政權力在國家政治制度體系中異化，確保政府的政治責任，也有利于避免政府職能的官僚化，優(yōu)化公務員隊伍、密切干群關系、促使行政管理者認真履行職責，有利于約束公務員和其他行使行政職能的主體，促使他們真正對人民負責。

　　行政問責制的重心不應該僅僅放在責任追究方面，而是要注重預防失責行為發(fā)生

　　主持人：如何全面理解問責制？

　　陳雄飛：我國當前對行政問責的理解和適用還處于初級階段，比如將問責簡單等同于領導引咎辭職、等同于上級對下級吏治的整頓、等同于出現(xiàn)事故后的懲罰舉措。上述舉措其實在古代封建社會甚至奴隸社會就已經(jīng)實行，如果將現(xiàn)代意義上的問責制簡單等同于上述舉措，顯然還沒有真正觸及問責制度的根本意義。

　　理解問責的含義，首先要從政治高度理解。我國的政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就決定了我國的政府機構是責任政府。在我國，人民代表大會不僅是立法機關，而且是權力機關，行政機關是權力機關的執(zhí)行機關，行政機關對權力機關負有嚴格的政治責任。我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落實人民當家作主權力的根本保證是責任政府體制，即人民代表大會向人民負責的體制和其他國家機關向人民代表大會負責的體制。行政問責制度是實現(xiàn)責任政府的必要手段。

　　全面理解問責制，還要在觀念上加深對行政問責制度的深層理解。實際上，行政問責并不僅僅是讓政府官員事后為其行為承受相應的責任。行政問責制的重點在于預防政府官員失職失責行為的發(fā)生，時刻提醒政府官員注意自己的言行，及時化解政府官員失職失責行為產(chǎn)生的不良后果。就此而言，行政問責制的重心不應該僅僅放在責任追究方面，而是要注重責任預防。要有效地防止相關責任的發(fā)生，就需要實行制度性、常態(tài)性問責。制度性、常態(tài)性問責意味著行政主體必須按照制度規(guī)定，依照程序接受問責主體(立法機關、上級行政機關、公眾等)經(jīng)常性的質(zhì)詢、聽證等，經(jīng)常向有關方面匯報工作，對問責主體的詢問要做出及時而令人滿意的答復等等。

　　問責制要通過程序保障官員在責任面前人人平等

　　毛壽龍：就形態(tài)來說，問責制主要有兩種，一是行政性問責，一是程序性問責。前者的依據(jù)是行政性的，每一個官員的責任比較模糊，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jù)，問責往往取決于領導人的意志，被問責的官員，往往處于十分消極被動的地位，是免職，還是引咎辭職，還是其他處分，都由上級來確定。與此不同，程序性問責的依據(jù)都是法律性的，每一個官員的責任都非常明確，都有充分的法律依據(jù)，是不是被問責不取決于臨時性的行政決策。行政性問責往往是責任政府運作的開始，但要使責任政府穩(wěn)定而有效地運轉(zhuǎn)，就需要進一步走向程序性問責：完善責任制度的法律基礎，通過程序保障在責任面前人人平等，盡可能減少問責過程中的“丟車保帥”、“替罪羊”問題。